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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证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瞿林东的研究心路
2014年07月24日 16: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曹守亮 字号

内容摘要:2012年08月27日14:59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48期作者:曹守亮访问量:瞿林东, 1937年12月生于安徽省肥东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及历史学部召集人之一。

关键词:中国;林东;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

作者简介:

  【核心提示】瞿林东,1937年12月生于安徽省肥东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及历史学部召集人之一。执教40多年来,他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举重明轻

  1969年,瞿林东被分配到通辽师范学院(今内蒙古民族大学)工作。1981年,调回北京师范大学。在通辽师院工作期间,瞿林东创造性地把中国古代史与历史文选的课程结合起来教学,使学生在获取知识的同时提升了古文素养。他还注意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带领学生参观博物馆,考察历史名胜、寻访古迹,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历史的厚重。

  “教学相长”。在教学过程中,瞿林东严格要求自己,不断的调整、补充讲义内容。为了调动学生学习思考的积极性,每次课结束前都会留出时间让学生提问题,通过讨论深化学生的认识,最后再给予耐心解答。“玉不琢,不成器。”在瞿林东看来,博士生还都是有待精雕细琢的璞玉。这种精雕细琢就是不厌其烦地修改他们的习作,大到观点论据,小到文字符号。

  “举重明轻”是瞿林东治学和指导博士研究生孜孜以求的崇高目标。2006年5月底,他在指导博士论文的定稿时,曾这样写道:“目录是全文的骨架,反映结构与思路”,“绪言是全文的‘灵魂’,应字斟句酌,再三再四予以推敲。这对全文的方向、展开,都十分重要”,“我看‘后论’不宜烦琐,问题要提得明确,文字要写得简洁”,“希望结合我提出的这些意见,参阅我修改的‘摘要’,你认真阅读全文,把完稿工作做得细些、再细些”。这是他指导研究生工作的普通一幕,却总给学生留下难忘的回忆。

  瞿林东经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学生把目光放长远,不要为一时的困难而放弃长远的目标。鼓励学生要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不断奋发进取。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已经76岁的瞿林东,仍然昂首阔步于三尺讲台,以激扬的语言,书写着“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真谛,书写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天职,书写着教书育人的灿烂人生。

  探索中国古代历史理论

  1984年,瞿林东在《安徽史学》第4期上发表了《古代史家怎样对待史书体裁》一文。太平天国史研究名家罗尔纲看到该文后深受启发,解决了困扰他多年的太平天国史撰述的体裁问题。罗尔纲在1987年的《历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了《我对综合体史书体裁的探索》一文,谈了他的思索历程。其中谈到:“瞿林东同志《古代史家怎样对待史书体裁》说:‘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的纪传体史书’,‘实际上是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我认为他的提法很好……我是从他的提法得到启发,然后有所认识的,我对这种体裁采取的名称也是取自他的提法的,谨志明所自,并此致谢!”我们在感佩罗尔纲坦诚的同时,亦可得见瞿林东的独到见解。瞿林东说:“读了这些话,我是很渐愧的。我的一篇拙文,对罗老的探索有一点参考作用,他如此郑重地再三申明和致意,言之诚,意之切,使我有难以承担之感。不仅如此,罗老还在这篇大作的小注中特意注明‘向读者声明(过去的) 错误,并致歉意’。可见他的雅量和坦率并非只是对着个别的人,而是面对他的撰述的所有读者。”

  不仅如此,瞿林东还指出:关于“综合体”的提法, 最早是白寿彝先生提出来的。1982年,瞿林东在《史学遗产和史学研究》一文中曾经引证了白先生的这一提法。《古代史家怎徉对待史书体裁》的有关部分,则是从中国历史编纂学角度对上述提法的进一步发挥。“因为罗先生用了‘谨志明所自,并此致谢’ 这样很有分量的话,颇觉有补充说明的必要。”(见《学者雅量 长者风范》,《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这段轶事被学界传为佳话,反映了瞿林东对于研究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样也表明了他的坦诚。

  1986年,全国首次青年史学研讨会在武汉举行。瞿林东作为中年学者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有人提出,中国古代只有记述的历史,而没有关于历史的理论。他听后很震动,他说:“中国古代史学留下了如此丰富的遗产,如果没有理论的认识,怎么会产生那么多优秀的史著呢?中国古代的史学肯定是有理论的,但具体有些什么理论,需要研究以后才能回答。”这是他对史学界朋友的一次庄严承诺。

  25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沧海一粟,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丰厚遗产来说也不过是匆匆一瞬,而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已经不算短了。2011年,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这部130万字“填补学术空白”的史学著作出版的时候,瞿林东已经75岁了,书中凝结着他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问题的思考和心血,也兑现了他对学界同仁的承诺。

  此外,《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系列丛书》、《中国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研究》等课题都花费了瞿林东大量心血,其间,展现的是当代史学工作者不懈追求的精神,印证的是一个信守诺言的学术故事。

  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

  作为老一代知识分子,瞿林东可以说是在新中国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有幸考上了大学,并成为20世纪60年代为数甚少的研究生,可谓“天之骄子”。但是,“40岁了,我的学术履历表上还是一片空白。”瞿林东说:“记得1977年春节后的一天,我去看望读研究生时的导师白寿彝先生。那时我还在通辽师范学院工作,我去向先生请教今后要着重读些什么书。先生未假思索,嘱咐我还是读些中国史学史方面的书。尽管日月逾迈,人事代谢,我已经从事好几年的中国古代史教学工作了,但我过去却是跟白先生学习中国史学史的。这个历史不会改变。于是,此次会面就成了我真正走上研究中国史学史道路的契机。”这段经历看似偶然,实际上包含了瞿林东对白寿彝先生“家学”的谨守。

  这种谨守,还表现在瞿林东对其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精益求精的追求上。研究道路艰辛,不是亲历亲为,很难体会个中甘苦。就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而言,瞿林东不但自己撰写了近1/3的内容,而且还认真审读全书,逐字逐句斟酌,反复修改,最后定稿,这一过程持续了10年。这种谨守,表面上看来是对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及其学问的遵从,究其实质还是对所从事史学事业的深刻理解。

  瞿林东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的选题都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先秦史学、两汉史论、魏晋南北朝史论、宋代史论、辽金元时期的史学、明代史学、乾嘉史学的理论成就、20世纪的中国通史编纂问题、20世纪的历史教育问题、新中国十七年的史学,以及中国史学理论的范畴、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等。很显然,这些选题从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上深化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在这里,学术上的薪火相传,开拓创新化成了蔚然学风。

  瞿林东常说,学术的发展,要继承才能创新,要谨守“家学”,但不要保守,而是要发展它。在他看来,对学术的传承,是对前辈的尊敬,更是创新的前提,是学术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毛春伟、杨俊光、陈安民、张宇等人的帮助,在此特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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