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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骏之“苛”
2014年07月24日 16:2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宫立 字号

内容摘要:樊骏(1930—.1979年,现代文学研究界在众位学者的努力下,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并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关键词:中国;杂志社;现代文学;社会科学;研究

作者简介:

  樊骏(1930—2011),浙江镇海人,著名文学史家。在现代文学研究界,无论是在为人方面,还是在为学方面,他都堪称学界楷模。

  多年前,由于做研究的需要,我在樊骏先生家居住了一段时间,协助先生整理他与友人的书信,并拜访了多位学者,了解到先生的为人和治学品质。

  樊骏爱“挑剔”,学界有人称他是现代文学研究的“法官”。20世纪80年代,樊骏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定期举办的进修班授课。他在给一位外地青年友人的信中曾回忆说:“结业时导师所作的评语中,只有我指出了所辅导的学员的缺点,而事实上我所辅导的学员恰巧是全班学习成果最突出的。”他还做了自我反思,他觉得自己对学员的要求太过苛刻了,“如果因此挫伤别人的积极性,那就太不好了”。

  严家炎曾著文称樊骏“是我们名副其实的学长”,钱谷融也曾在给樊骏的回信中这样评价:“我欣赏你办事认真而并不热衷……你嫌自己太苛细,或者说太苛察,这确是你的一个毛病,但同时它也正是你的优点,是由于认真而来,是由于一种精神上或说是心智上的洁癖而来。而一般说来,你心地还是比较宽容的,因此,这并不构成你的真正的缺点。”

  樊骏对自己同样是严格的,以《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为例,樊骏查阅了至少一两百万字的文献资料,如果从1983年春他产生撰文讨论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及其得失的想法算起,到写就这篇近8万字的长文,前后用了长达6年半的时间。这篇文章在收入论文集《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他又增添了若干例子。严家炎评价此文是“现代文学史料学这个分支学科里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可作为“现当代研究生的必读篇目和新文学史料学课程的必读教材”。执著于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陈子善曾回忆,读到樊骏的这篇论文时,只能用“震动”两个字来形容当时的感受。

  “学问可嗜者至多,吾辈当有所割弃然后有所专精,对于一学,为彻底的忠实研究”,樊骏在对众多作家的研究中,最精深的当属老舍。从1979年发表第一篇老舍的研究文章算起,到2001年12月修改完《走近老舍》,他对老舍的研究已达20余年。1998年2月9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一届鲁迅文学奖1995—1996年各单项优秀作品奖评选中,《走近老舍》在全国优秀理论评论奖获奖作品中排名第一。2001年12月,文章再次作了修改,并在2002年10月21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王瑶学术奖中获得优秀论文奖一等奖。有的学者曾发出这样的呼吁:“一个学科应该有它‘十年磨剑’的巨著,由一个有能力的学者花10年、20年、30年专心致志、孜孜以求、博涉旁搜、锐意探索,使这个学科在知识含量和学理深度上都有所创获,甚至开拓了一个新境界。”樊骏可谓这样的榜样。

  为了便于人们阅读、研究樊骏的学术成果,也为了在学界弘扬他高尚可贵的品格和学风,朋友们一致认为应将樊骏分散于各处的论著编印成集。于是,有了《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是他从事学术研究50年来的学术成果的一次结集,共收了27篇论文,但还不到他全部学术成果的1/3。在编选这本论文集时,樊骏将大量写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学科史、学科评论的文章剔除在外,对此,有学者深表遗憾,因为早期文章在“反映学科发展的历史和问题脉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田仲济生前曾多次邀请樊骏去山东为研究生授课,或者参加学术活动,均被他婉言拒绝。樊骏说:“我没有系统地讲授过现代文学的课程,对这段文学历史缺少全面深入的了解。我所能讲的,只有自己思考过、研究过的少数几个‘点’,而它们大多已经写成文章发表了,别人也已经看到了,不宜再照本宣科作为讲课的内容,所以真正可以作为专题来讲的实在少而又少。”

  樊骏从来不出专著,只出论文集。在1992年出版《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樊骏在前言中表示过对自己文章的不满:“出版这样一本论文集,从与出版社商定到最后编成,拖了好几年。主要原因是我对这些文章不甚满意;越到后来,这种感觉越是明确强烈,因此对于编选出版的事,心中总有些踌躇。” 他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看得太神圣,对学术太认真。

  樊骏不带学生,但众多后辈学者都曾得到过他无私的支持。1979年,现代文学研究界在众位学者的努力下,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并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在王瑶的指导下,由严家炎和樊骏负责具体事务工作。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对学科的荒芜,樊骏、严家炎等格外重视对青年学者的发现和培养。樊骏欣喜地看到青年学者给学科带来的生气,同代学者支克坚也曾客观地反思道:“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中,打出旗子,引领风骚,不是第二代学者的事。”这种清醒的意识让他们对第三代学者的出现格外重视。早在1983年,樊骏就注意到“对于近几年来出现的文学理论队伍的新人,对于他们给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工作带来的新气象,却很少有人提及,更谈不上肯定和赞扬了”,为此,他专门撰文“赞文学理论队伍的新人”。

  从笔者对樊骏书信的整理中,亦可知他对后辈学者提携的努力。“我以为十几年间的学术活动,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出版家参与组织的,未来的学术史将会如实记录出版界在发现新人,组织学术力量以至‘引导’,推进学术方面的巨大贡献,出版业在特定时期发挥的特殊功能。我只祈望年轻者能有我们一代所曾有过的幸运。”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余仁凯在给樊骏的书信中写道:“帮我们组织陈涌同志的论文集,为我们推荐近年来涌现的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新人(王富仁、赵园、钱理群、刘纳、吴福辉)又使我们向他们组织到了几部较有特色的稿件。” 《新文学鉴赏文库》主编宋建元在给樊骏的信中也提到“海南打扰,大连求助,你慷慨热情的关怀与支援使我深为感激,直爽,利落的风度尤给我以极深的印象。”北京出版社的李志强在给樊骏的信中写道:“《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在你和严家炎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下,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出版了十部。从社会反映来看,基本上是有的。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丛书能否得到社会承认,关键在于选准作者。”翻阅樊骏的书信可知,“作家评传”的作者人选大都是编辑采纳樊骏的建议去约稿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理事朱栋霖也曾回忆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这样年轻人的著作,之前尚无先例。因此我是很感激的。后来我听说是樊骏先生把我的稿子推荐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他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樊骏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承担着他的使命,他不是任何人的导师,但他是最认真的一个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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