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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庚谈民歌与新诗
2014年07月29日 08:5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段宝林 字号

内容摘要:“一个国家要有盛唐气象、少年精神,一个人也要有盛唐气象、少年精神。”

关键词:民歌;林庚;中国;新诗;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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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在文艺界一般的年轻人心目中,很难把林庚和民歌连在一起。事实上,林庚先生与民歌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当前,我们探讨其在新诗与民歌方面的研究,将对新诗发展和文艺规律研究产生良好的影响。

  林庚(1910—2006)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现代派诗人,也是研究、讲授中国文学史的知名学者。

  在文艺界一般的年轻人心目中,很难把林庚和民歌连在一起。事实上,林庚先生与民歌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当前,我们探讨其在新诗与民歌方面的研究,将对新诗发展和文艺规律研究产生良好的影响。

  林庚在写诗外,更注重探讨新诗的普遍形式。《问路集》是林庚探索新诗格律的专著,也因此他将《问路集》放在其多卷本文集的第一卷出版。他曾在给我的《问路集》一书的扉页上写道“俱怀逸兴壮思飞”,这是李白的一句诗,下一句为“欲上青天揽明月”,表达他对新诗格律事业的热烈追求。在《问路集》中有许多关于民歌的精彩论述。他说:“我们如果要知道什么是大众所最容易接受的形式,我们只要看流行得最广的民谣就可以知道。我们如果要知道什么是一种最浅出的文字,我们只要看《诗经》就会明白的。如:‘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何不喜’,‘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还有比这些更浅出的文字吗?” 林庚特别指出,“浅出”并不等于“浅”,它必须还有一个“出”字,这就暗示它已经深入,其实正因其已经“深”了,所以才有得可“出”。他认为,“深入浅出的诗才是第一等的好诗,这样它才既可以是‘大众’的,又同时可以是‘诗’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林庚在探索新诗形式时,更注意对民歌的研究。他对新诗格律形式的探索,注重“把握现代生活语言中全新的节奏”, “追溯中国民族诗歌形式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从“现代生活语言中全新的节奏”看,民歌无疑是最符合这个条件的,民歌既是现代口语,又是有节奏的韵文。另外,几乎所有重要的诗歌形式都是首先从民歌中产生的,这是一个客观规律。要探索新的诗歌形式,必须重视民歌。林庚认为,“五七言是秦汉至唐代时期最适合的语言文字形式,而今天我们使用的语言文字显然有所不同了”,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在现代汉语中双音词大为增加,所以五七言的诗句就该相应加长,如何加长是必须探讨的问题。

  1935年,林庚把许多自由诗搜集统计,发现凡是念得上口的诗行,其中多含有以五个字为基础的节奏单位,于是就尝试着作了相似结构的诗句,如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节奏等。自由诗是以白话为主的,而白话和口语之间还有距离,如:白话“没有什么事情”,口语为“没什么事”;白话“看这个月亮”,口语为“看这月亮”。对此,林庚作了很好的分析,并由此引出了九言诗的新体。他说:“口语反映了中国本土文法简略的特征……如果用更接近口语的节奏做诗行的主要单位,岂不要比用白话的节奏更近于民族形式吗?”他从民间小调《小放牛》的九言诗行看到了九言诗的希望,并把它作为重要的证据,说明民歌中已经有了九言的萌芽。(《小放牛》:天上的梭罗/什么人栽/地下的黄河/什么人开/什么人把守/三关口/什么人出家/没有回来)

  在《新诗的“建行”问题》一文中,林庚谈到要把五七言的传统同今天的口语统一起来,建立新的普遍的诗行时,他首先考虑的也是民歌。他征引了陕北民歌《兰花花》,认为这种探索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更是一个创作实践问题。林庚希望诗人们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自觉地进行探索,学习民歌,加长诗行。如他创作的九言诗《除夕小唱》、《马路之歌》、《恋歌》、《十三陵水库》、《新秋之歌》、《海浪谣》、《曾经》、《光之歌》、《乡土》、《回想》、《路灯》等,都是情深意切、深入浅出、铿锵迷人的好诗,在艺术内容和语言形式上都是非常优美的,可谓新诗的典范,非散文式的自由诗所可比肩的。

  林庚的新诗格律探索并不局限在九言诗一种形式,他认为各种形式都可以探索,诗歌形式多样化是一个好的现象。探索的目标是使诗歌真正适应新的时代,真正深入浅出使人民大众喜闻乐见,使人们可以利用一种形式更熟练、更快地写出流传广泛的好诗来。

  林庚重视民歌不是偶然的,是“五四”的民主精神和科学思想的具体体现。他曾经讲过,他的老师朱自清和闻一多都很重视民歌。当年胡适在《歌谣》复刊词中说:“我们纵观这二十年的新诗,不能不感觉他们的技术上、音节上,甚至于在语言上,都显出很大的缺陷。我们深信,民间歌唱的最优美的作品往往有很灵巧的技术,很美丽的音节,很流利漂亮的语言,可以供今日新诗人的学习师法。”朱光潜在第二期发表《从研究歌谣后我对于诗的形式问题意见的变迁》认为:“歌谣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全是自然的流露;它有它的传统的技巧,有它的艺术的意识。”吴世昌在《歌谣》第四期发表了《打趣的歌谣》一文,认为从民间歌谣感到“中国人是一个很风趣的民族”。林庚也发表了两篇文章,探讨民歌和诗的关系。他认为:“无论歌谣或诗,其基础都是生活,但其目的必不止于是个记录,诗是要跳出这个范围而把生活更扩大去,歌谣是要就在这范围里把它弄得更热闹起来……”

  他说歌谣不是诗,并不是贬低歌谣,而是强调它的特点和独立性,他认为歌谣“使我们实际生活中情趣增加,这是歌谣的特质,是没有另外的东西可以代替的”。在对中国文学史多年的系统研究中,林庚对民歌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民歌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他说:“三千年来文学史上的发展,具体地说明了民间文学永远是一个解放的力量。例如《诗经》里的《国风》原是来自民间的歌唱,这些优秀的作品就使得四言诗从《雅》、《颂》中获得了解放。再如,汉魏乐府之发展了五言诗,宋元间流行在江湖的院本之发展了南北曲,民间的说书之发展了笔记小说为伟大的章回故事。无数的作品正是这样不断在民间文学上获取得解放的力量。”这种文学的解放,是由于民间文学是口语的文学,它对文学创作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因为“在文学的发展上,却从来是要求它的‘文语’与‘口语’接近的,每次文坛从民间文学上获得解放,同时也就取得了语言文字上的解放”。

  林庚认为民歌是解放的力量,是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去观察的。在内容方面,他强调民歌直接表现人民生活,表现人民的思想感情。他不只是从形式方面来看民歌的艺术,同时也很注意民歌的内容方面。在形式上,民歌的口语音韵美、节奏美、民歌的巧喻、起兴等语言技巧和明快清新的风格,以及它的明朗性。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新诗学习借鉴的。

  林庚认为明朗性对新诗特别重要,诗的形式不只是悦耳的双声叠韵等讲究,而应是“在一切语言形式上获取最普遍的形式”。他非常明确地说:“形式的普遍就是形式的解放,于是表现出深入浅出,大量流传的诗句所具有的远过于散文的明朗性,是很难由没有形式的诗篇写出来的。”因为有了普遍的形式,诗歌就能广泛地流传,流传就证明了诗的明朗性。他认为新诗要获得这种明朗性,就必须有普遍流行的诗歌形式。这正是林先生探索新诗普遍形式的理论根据。明朗性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晦涩,为了诗的广泛流传,对写诗的人来说,就是要有一种形式使他写得顺手熟练;对欣赏者来说,就是要诗歌明白易懂,喜闻乐见,才能引起共鸣、受到感动。这种普遍的形式林先生把它叫做“自然诗”,这是相对于自由诗来说的。

  2002年8月23日我去燕南园拜望林庚,谈起新诗与民歌,他说:“新诗不成器的原因,是由于把世界上最好的诗歌传统丢了。他们(指那些照搬西方现代派诗的所谓先锋人物和许多诗刊编辑们)不知道中国是世界上诗歌最好的国家,从《诗经》开始,楚辞、乐府民歌以来,诗歌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中心,从屈原、李白……中国出了多少世界最杰出的诗人,中国的伟大诗人最多。”他还说:“中国的诗始终与乐府接近,绝句、七古都是歌行,都是能唱的,属乐府一类,所以兴旺发达,受人们欢迎。宋诗离开了乐府,就写不好了。不要看不起民歌,诗与歌分开就不好了。”

  林庚说:“一个国家要有盛唐气象、少年精神,一个人也要有盛唐气象、少年精神。”这是关于新诗创作的,也是对诗人健康的人生观的要求。诗如其人,这是诗歌创作的根本规律,在几千年的文学史上反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

  当前,人们大大忽视了民歌的价值,文学界也有人放弃了对民歌的研究,甚至最新编纂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也取消了“民间文学卷”。但是,民间文学是文学的根基,民歌是文学解放的力量。林庚始终坚持对民歌的热爱,不随波逐流,这种科学的治学态度对当前社会科学研究者,有着特别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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