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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程毅中谈五六十年代的古籍整理与出版
2014年08月13日 09:59 来源:东方早报网 作者:郑诗亮 沈奕 字号

内容摘要:曾经有人说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整理出版的古籍,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一个高峰。他们的工作,为后来的古籍整理出版立下了法则、奠定了方向。

关键词:古籍整理;出版;中华书局;古籍;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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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有人说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整理出版的古籍,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一个高峰。虽然从技术层面而言,那个时代与今天相比,未可称为先进,但书名题签、绘图多出手工,富于人文气息,装帧设计自有一种朴素的韵味,引人喜爱。而从内容上来说,当时的古籍整理出版集中了一时俊彦,人物之盛,无与伦比。他们的工作,为后来的古籍整理出版立下了法则、奠定了方向。傅璇琮、程毅中二先生当时曾亲历其事,日后也分别担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副总编辑。由这两位学者来谈当时的古籍整理与出版,自能截取一段时代的剖面,为现在,也为将来保留一份弥足珍贵的记录。

封面傅璇琮(右)、程毅中像:李媛 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与以前相比,取得了什么进步?

  傅璇琮:新中国古籍的整理与出版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步,发展得很迅速,特别是1958年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以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走上了正轨,有了全面的安排和统一的部署。小组组长是齐燕铭先生,他那时还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后来做了秘书长。古籍小组的成立,为古籍的整理与出版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小组成员并不多,才不到二十人,但都是第一流的学者:齐燕铭、叶圣陶、何其芳、吴晗、杜国庠、陈垣、陈寅恪、罗常培、范文澜、郑振铎、金兆梓、金灿然、赵万里、徐森玉、张元济、冯友兰、黄松龄、潘梓年、翦伯赞。齐燕铭先生是小组成员,兼任组长,郑振铎、翦伯赞、潘梓年三位分别兼任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分组的召集人,各分组成员也都是当代著名学者。金灿然先生是当时中华书局的总编辑。这些学者都是国务院办公室和中华书局联系的。古籍小组成立之后,中华书局就变成了小组的一个专业办公地点。

  当时齐燕铭先生是怎么主持开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

  傅璇琮:在古籍整理方面,齐先生主要做了三件大事。

  首先是抓规划。1958年当年,在齐先生的领导下,文史哲三个小组分头起草了《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草案分为文学部分、历史部分、哲学部分三册,文学部分三千三百八十三种,历史部分两千零九十五种,哲学部分一千三百一十三种。这份计划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选出几千种,列出所采用的版本,是一份精选的目录。

  其次是抓重点项目。当时定下的一些重点项目,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些基本史籍的点校,《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这些大型类书的影印,都给后来的古籍整理起到了示范性作用。1960年,齐先生与古籍小组成员经过反复酝酿讨论,又制定了一份《三年至八年(1960—1967)整理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这份草案列入古籍选题五百多种,根据读者的不同,分为“干部和学生读物”、“科学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的参考书”两大类。前者又细分为“古籍读本”、“古籍普及读物”、“古籍今译本和改写本”,后者则分为“历代名著”、“专题史料汇编”、“工具书”。他还提出影印一部分珍本、难于排印的少数有价值的古籍和有较高史料价值的近代报刊。

  最后则是培养人才。中华书局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沟通,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专门培养古籍整理的专业人才。熊国桢、沈锡麟都从这里毕业,一位成了中华书局的副总编辑,一位成了副总经理。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杨牧之、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主任安平秋,也都是那个时候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的。

  齐先生当时是如何与古籍整理的学者沟通的?行事风格如何?

  傅璇琮:我是1958年夏天从商务印书馆调到中华书局的,那时候的中华书局可以说是直接在齐先生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当时中华书局的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先生常常就总体规划和具体选题给齐先生写信请示,齐先生要么回信答复,要么在中华书局送上的报告中批示。齐先生这个人,学问渊博,既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又懂得变通,工作方法灵活。这里可以讲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六十年代初中华书局打算出清人笔记《永宪录》,发现有一段涉及台湾问题,和《明通鉴》等书的提法是不同的。我们当时很犹豫,不知道是该照原书印呢,还是改动几个字,于是向齐先生请示。为此,他特地写了一封信来谈台湾沿革的问题。不长的一封信,征引了俞正燮《癸巳类稿》、黄宗羲《行朝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以及《明史》《明文在》这些书。最后他在报告上批示:“仍照原文付印,不必改字,无碍于事。”

  第二件事是,1958年7月,中华书局想重印《王静庵遗书》,向外界征求意见。有说原样重印的,有说抽印《观堂集林》《观堂别集》两种,删去诗词、寿序、墓志的,还有说删去《静庵文集》《苕华词》《人间词话》和有关戏曲的八种书的,理由是“观点很不正确”。齐先生写了一封信,具体谈了他的意见,他说:目前应择要印行,分辑出版,将来再陆续出全,旧社会有《王忠悫公遗书》,新中国反倒没有这位大学者的全集,说不过去,文集中涉及政治的部分、诗词部分,谈不上有什么毒素,“此种资料书,不是青年读物,以存真为好”。他还很幽默地写了两句:“以上意见也许类似保守,但从长远看来可能正确。”现在回看,齐先生的远见卓识是很值得佩服的。

  第三件事很有意思,1963年的夏天,张舜徽先生来北京看病,他住在饭店,但是一天要五块钱,实在太贵,于是他写信给齐先生,说:“房金每日五元,以一教书之人,如何能负担此数”,“甚盼执事转告有关部门代找一招待所暂住,以解决食宿问题”。随信附上了一份他已完成的著作目录。齐先生当时并不认识张先生,但接到信后,马上给他安排了教育部招待所住宿,还给金灿然先生写了张条子说:“看著述目录,是有学力的人,请你们联系一下,具体了解。”中华书局随即就派编辑去找张先生了。我也去见过他,后来他的《清人文集别录》就是这样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齐先生是多么的有人情味,工作方法也是很灵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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