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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荣晋:心灵主宰论 ——儒家义利观的现代诠释
2014年08月14日 09:00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 字号

内容摘要:许衡祖籍怀州河內(今焦作市中站区),他是宋、元之际著名的理学家、政治家和杰出的教育家。

关键词:心灵;孔子;论语;物质利益;儒家

作者简介:

  一、从许衡的故事说起

  许衡(1209-1281年),字仲平,号鲁斋,学者称之为鲁斋先生。许衡祖籍怀州河內(今焦作市中站区),他是宋、元之际著名的理学家、政治家和杰出的教育家。今天,我们通过对许衡义利观的现代诠释,可以从他身上学到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和人生境界,从而为构建我们的精神家园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有益的历史借鉴。

  在人生价值取向上,许衡一生恪守儒家的“义以为上”的义利观。“义以为上”是孔子为世人提出的立身行事的道德准则。什么是“义”呢?古人多以“宜”释义,如《礼记·中庸》篇云:“义者,宜也。”汉代贾谊云:“行充其宜谓之义。”(《新书·道术》)扬雄云:“事得其宜之谓义。”(《法言·重黎》)《白虎通·情性》篇亦云:“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皆认为事得其宜即为义,当人遇事时能够作出正确判断,采取适宜、恰当行为,就是“义”。什么是“利”呢?泛指物质利益,利又分为“公利”与“私利”。当义与利相对而言,义泛指道义,即人所需要的道德价值。义与利是用以标志道德价值与物质利益的一对哲学范畴。儒家所谓“义利之辨”,是指人在立身行事时,究竟是以道义为行为准则还是以私利为指导思想。在道德价值与物质利益关系问题上,孔子明确指出:“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质”即原质,犹本原,根本也。君子立身行事应以道义为根本。孔子又指出:“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这里的“上”即是崇高、尊重之义。“义以为上”是指在处理物质利益与道义价值关系时,必须坚持道义价值重于物质利益,应从道义出发,以道义为指导。不管是“义以为质”或“义以为上”,都是孔子为君子提出的“做人”的基本原则。

  据《元史·许衡传》记载:金天兴二年(公元1233年),“(许)衡夜思昼诵,身体力践之,言动必揆诸义而后发。尝暑中过河阳(今河南孟州市),渴甚,道有梨,众争取啖之,衡独危坐树下自若。或问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乱,此无主。’曰:‘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许衡认为,“梨树纵然没有主人,难道我心中也没有主吗”?许衡因“吾心有主”而“不摘梨”,能够在外界物欲的诱惑下仍坚持“见利思义”的价值标准和道德信念,保持净化的道德心灵,是做人应有的道德品德和精神境界,理应受到后人的称颂。所以,后人有诗赞曰:“许衡方渴时,不食道旁梨。一梨食细微,不义宁勿为。”

  这里所谓“主”,一不是“主人”,二不是“主观主义”,这些都是某些人望文生义的“戏言”。“主”是指每个人心中要有“主宰”,即俗语所云的“主心骨”。“吾心有主”的“主”,儒家多数学者认为是通过个人“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的修养,构建每个人心中的道德理念。但是,也有少数儒家学者认为除了道德理念外,还应包括“法度”观念。荀子从性恶论出发,依据“性伪之分”的原则,主张:“今人之性恶,必将得师法而后正,得礼义然后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驯服教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荀子·性恶》)即认为人性虽恶,但通过“起礼义、制法度”方法,可以变恶为善,使人之性情“合于道者也”。董仲舒在荀子思想基础上,依据他的“性仁情贪”的人性论,明确指出:圣人必须“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汉书·董仲舒传》)即使每个人通过“明教化”和“正法度”方法,在心灵中构建起抵御各种“外物”诱惑的两道防线,坚持“义以为上”的人生价值取向,方可使自己成为具有道德品格、遵纪守法的高尚的人。这就是“吾心有主”命题的基本内涵。

  二、“义以为上”命题的涵义

  儒家所谓“义以为质”或“义以为上”命题,其基本涵义有二:一是“义利兼顾”。荀子主张:“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荀子·大略》)董仲舒也说:“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二是“义以为上”。不管是荀子还是董仲舒,虽然都主张“义利两有”和“性仁情贪”,但是他们认为二者不是半斤八两,始终坚守儒家的“义以为质”或“义以为上”的人生价值取向,“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

  那么,儒家是如何恪守“义以为质”或“义以为上”的人生价值取向呢?我们以金、元之际大儒许衡为例说明之。

  首先,在获取物质钱财上,许衡始终坚持孔子的“见得思义”(《论语·季氏》)或者“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的做人原则。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处于富贵之位)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倘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即通过“不义”手段取得富贵,对于孔子来说,“如浮云”一样,是毫无价值的。孟子进一步阐释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天下,弗愿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道也,非其义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

  许衡做官二十余年,从不收不义之礼物。据《国学事迹》载:他在任国子监祭酒、主持太学时,“岁时诸伴读以酒礼至先生家,先生辞曰:‘所以奏取诸生者,盖为国家、为吾道、为学校、为后进,非为供备我也。官守所当得者,俸禄也。俸禄之外,复於诸生有取焉,欲师严道尊,难矣!’”可谓一身清廉。

  其次,许衡的义利观,不只限于取利方面,同时也表现在如何使用钱财上。当人取得丰厚财富之后,应如何正确使用这些财富呢?是花天酒地满足自己及其家人的私欲,还是将它回馈社会、造福全人类呢?孔子在《论语》中主张“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提倡“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即要求君子应广泛地仁爱众人,并且亲近有仁德的人;要求对民众广泛地乐善好施,使民众都能得到恩惠。孔子做鲁国司寇时,聘他的学生原宪做管家,给他禄米九百斗。原宪推辞不肯收。于是孔子根据“君子周急(急难)不继富”的原则,告诉他说:“如果你用不着,就把它拿出去送给你急需的邻舍或同乡的人吧!”(《论语·雍也》)孔子有个朋友,病死后,无人料理丧事,他就说:“由我来料理丧葬吧。”(《论语·乡党》)《礼记·檀弓下》篇记载:孔子有个老朋友名叫原壤,他的母亲去世后,因家贫,孔子便资助他一副棺材,使其母入土为安。这些都说明,孔子不但提倡“乐善好施”,而且也是身体力行的典范。

  许衡根据孔子“乐善好施”的思想,始终坚持“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做人原则。在大雪天的日子里,有一位学生冒着暴风大雪前来求教。许衡见他冻得发抖,就把自己身上的棉袄脱给他穿,关切地问道:“为何只穿单衣出门?”对曰:“母亲患重病,我把棉衣当掉,换药了。”许衡立即取出两贯铜钱,送给他以赎回棉衣。学生知道他并不富足,推辞不要。许衡说:“我助你克服眼前困难,并不影响到我的生计。况且古人讲得好:‘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我历来认为:收入能满足基本生活即可,多余财钱应济困助人。这比留下钱财自己享受,更有意义。”他把铜钱硬塞给了那位贫寒的学生。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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