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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载点拨我的人生与学术 ——怀念王士菁师
2017年04月20日 09:4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杨义 字号

内容摘要:在这位世纪老人离世的隔日,我给追悼会送了花圈,上面书写着“永远铭记王士菁恩师,弘扬鲁迅文化精神——门弟子杨义敬挽”。众所周知,王士菁先生从写作中国第一本《鲁迅传》起,就与鲁迅精神同在。王士菁先生当年指导我的学位论文,有时谈起他在西南联大时亲炙的闻一多、朱自清等先生的人品与治学经验,严格要求我从文献材料入手,通读《鲁迅全集》《译文集》《辑佚集》及“五四”到20世纪30年代的原始报刊,那是一种卷地毯式的阅读,这种阅读方式影响了我一生。其后王士菁先生于1983年 1月调离文学研究所鲁研室,到北京鲁迅博物馆接替李何林先生当馆长,在那里大展身手,发起了风生水起的《鲁迅大辞典》《鲁迅年谱》《鲁迅手稿全集》《鲁迅研究资料》《鲁迅研究动态》的编撰工程。

关键词:鲁迅;王士菁先生;文学研究所;写作;贵妃;小说;雨霖铃;全集;年谱;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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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士菁师离世已经半年了,但他俊眉慈眼、蔼然长者的面影,依然闪动在我的眼前,仿佛他还在以平缓深沉的语气对我做着人生上的和学术上的点拨。2016年10月25日凌晨,王士菁先生于北京逝世,享年98岁。在这位世纪老人离世的隔日,我给追悼会送了花圈,上面书写着“永远铭记王士菁恩师,弘扬鲁迅文化精神——门弟子杨义敬挽”。众所周知,王士菁先生从写作中国第一本《鲁迅传》起,就与鲁迅精神同在。

  屈指数来,我问学于先生的门下,已近40年。1978年10月,中国开始招收研究生,我们第一批研究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被戏称为“黄埔一期”。当时没有校舍,只能“借窝下蛋”,寄居在北京师范大学一隅,七人一室,楼外搭起几间三合板房,作为读书处所。条件艰苦,但读书热情非常高。唐弢先生第一批招生,共招录十人,其中为北师大代培三人,大概也是“借窝下蛋”的补偿。半年后,唐弢觉得学生过多,顾不过来,就把研究30年代的转给当时主持文学研究所工作的陈荒煤,研究创造社和老舍的转给副所长吴伯箫,研究鲁迅的转给王士菁。那之后我就师从王士菁先生,他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主任,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其实,我于20世纪70年代在北京西南的工厂工作时,就通读过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主持编辑出版的新中国第一部十卷精注本《鲁迅全集》,是鹿皮烫金的精装本。这是我在工厂通读的几部大书之一,早就对王士菁先生充满景仰之情。

  王士菁先生当年指导我的学位论文,有时谈起他在西南联大时亲炙的闻一多、朱自清等先生的人品与治学经验,严格要求我从文献材料入手,通读《鲁迅全集》《译文集》《辑佚集》及“五四”到20世纪30年代的原始报刊,那是一种卷地毯式的阅读,这种阅读方式影响了我一生。用王士菁先生的话说,就是“用材料说话,才有底气,才有后劲”。那时我每个学期都写一篇六万字左右研究鲁迅的论文,在判分极严的樊骏先生的审阅下,都被评为优秀等级,到了毕业之前已经总成《鲁迅小说综论》24万字了。在王士菁先生的指导下,我选取论文的精华,压缩成十万字的毕业论文《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被答辩委员会的王瑶等先生评为优秀论文,顺利通过。其后,《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又压缩成两万多字,发表在1982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上。当时《中国社会科学》有一个不成文的论文规格,凡在上面发表的文章均应达到博士论文的水平,这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有了这个开头,以后陆续在该刊发表过十几篇论文。

  如今回想起来,我踏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事,令人感慨万端。时任鲁迅研究室主任的王士菁先生极力留住我,说:“如果杨义不到鲁研室,我一个也不要!”于是我就得以搭配进了鲁研室。我进入文学研究所之后,就开始了三卷150万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阅读和撰述。其间北京师范大学曾希望我报考他们的博士生,但我考虑到已经在文学研究所工作,这份工作得来不易,就转而请求当王士菁先生的博士生。但王士菁先生婉劝我,既然已经开始现代小说史的撰述,就不必为了一个学位退回去专门搞鲁迅研究。其后王士菁先生于1983年1月调离文学研究所鲁研室,到北京鲁迅博物馆接替李何林先生当馆长,在那里大展身手,发起了风生水起的《鲁迅大辞典》《鲁迅年谱》《鲁迅手稿全集》《鲁迅研究资料》《鲁迅研究动态》的编撰工程。

  在王士菁先生离开文学所后的20余年,我每年春节都登门拜访老先生,送上花篮和水果,一起促膝聊天。他的女儿每每感慨:杨义真有老一辈学人尊师重道的风范。后来一些老先生看不惯若干学者争夺文学研究所所长职位,就暗中使劲,推举我这个连室主任都没有当过的普通学者出来当所长。适好遇上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出任院长,拜访老院长胡绳,想找一个学问上能够拿得住的人当所长,胡绳老院长向来器重我的学术,于是我就在新院长的浪漫主义情怀中,没有前例地由普通学者变成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两所的所长,一干就干了11年。随着我的年龄渐近甲子,每次看望王士菁先生,他都发出感慨:一个后生小辈竟然开始两鬓花白。

  从北京鲁迅博物馆退休后,王士菁先生还致力于唐诗研究,撰写了《唐代诗歌》《唐代文学史略》《中国文学史——从屈原到鲁迅的通俗讲话》等书,格外注意弘扬宋代文学家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民族精神、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精神。他把其中的一些书赠送给我,同时对我新近的学术进展也相当留意,感慨自己可能借助下一辈学者而得大名。聊天中,我向他谈了在英国牛津访学、研究叙事学和近期出国访问的情况,他都听得津津有味,不时点拨我与外国学人打交道的一些注意事项。他还出示收集到的《光明日报》等报刊上我的文章,包括占有两个版面的《读书的启示》和《毛泽东诗词的文化气象》。他兴致勃勃地谈论这些文章的优点和尚可补充的地方,脸上露出明媚灿烂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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