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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范旭东
2018年02月28日 10:08 来源:天津日报 作者:陈凯 字号

内容摘要:胡适(1891—。上世纪20年代,一些留美学者在美国组建了一个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孙学悟与胡适都参与活动,孙向胡适介绍了范旭东于国内创建化工事业的情况,从而促成胡、范二人结为挚友。胡适得知范旭东为祖国发展化工事业的贡献,遂生敬佩之情,由事业知人品,乃至视范旭东和侯德榜为与蔡元培、张伯苓、李四光等齐名的“新圣贤”,足见范旭东在胡适心目中具有的崇高地位。其时,恰值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心仪已久的胡、范二人于异国相逢,大有相见恨晚之情,二人倾心相谈, 1月 1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范旭东昨天来此,今天来“久谈”。范氏虽已逝世,但胡适与范旭东的前缘却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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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1891—1962),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抗日时期一度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是我国学界、政界的知名人士,交游广阔,特别是在留学生圈子里十分活跃。

  范旭东(1883—1945)著名实业家,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制碱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为我国创建近代化学工业奠定基础而知名,其所形成的“永、久、黄”团体,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私营化工生产和研究组织。抗战爆发,“永、久、黄”南下入川,支援抗战。

  胡、范二人的结识,始于抗日战争期间,其媒介之一是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社长孙学悟(1888—1952),孙氏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化学博士。他仰慕范旭东的实业救国、艰苦创业的精神,放弃开滦煤矿公司待遇优厚的职位,接受范氏邀请而加入“永、久、黄”集团。上世纪20年代,一些留美学者在美国组建了一个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孙学悟与胡适都参与活动,孙向胡适介绍了范旭东于国内创建化工事业的情况,从而促成胡、范二人结为挚友。此前,留学美国获得化学博士的侯德榜,1921年归国即同范旭东合作,献身祖国的化工事业。而侯德榜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与胡适先后同窗,友谊深厚。胡适称道:“侯先生是我们的化学工业大家,他帮助范旭东制碱事业,最有成绩。”说明胡适从侯德榜处也对范旭东有相当了解。胡适得知范旭东为祖国发展化工事业的贡献,遂生敬佩之情,由事业知人品,乃至视范旭东和侯德榜为与蔡元培、张伯苓、李四光等齐名的“新圣贤”,足见范旭东在胡适心目中具有的崇高地位。

  1941年初,范旭东赴美考察并为永利、久大定购器材。其时,恰值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心仪已久的胡、范二人于异国相逢,大有相见恨晚之情,二人倾心相谈,1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范旭东昨天来此,今天来“久谈”。“他是一个拼命做事的人,他去年给我信,说‘二千万资本,三十年的心血,都完了(指“永、久、黄”为日寇占据)。但我还是干下去’”。而危殆的国事更是他们关切的中心议题。范旭东问胡适对抗战前途的看法,胡答:“只有两个观察,一是‘和比战难百倍’,一是‘苦撑待变’”。“苦撑”是尽其在我,“待变”是等候世界局势变到于我有利之时。范氏“很赞许这话”。为纪念此行的会晤,二人还拍照合影,留作纪念。及至范氏返国后,于转年向胡适寄赠一刻有“苦撑待变”四字的象牙图章,这既是表示二人的密切友谊,更是进一步对胡适见解的认同。胡适毕竟是一位热衷“考据”的学者,其后,也就是他已卸任了大使职务的1943年,还对那方印章的“篆文”,查阅资料进行研究考证。

  1941年10月,范旭东还曾收到胡适于美国寄来的信件,信中附有其近作对联一副,书“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前一句是胡适哲学观的一贯理念,后一句的寓意则需琢磨,范旭东理解这两句话“似乎是不做无稽之谈,只尽自己(对国家)之责”。但又似有某种消极情绪的表露,是向范旭东倾吐他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政治上的无奈。

  范旭东不愧是有远大抱负的实业家,因抗日战争而内迁的“永、久、黄”,范旭东不是把它视为“逃难”,而是要借此机会建立我国华西地区的化学工业基地,并把它看作我国“刻不容缓”的国防建设的一部分。当永利公司确定购得四川犍为县五通桥道士观为新厂址时,为不忘当年缔造塘沽之苦斗精神,乃将该地改称“新塘沽”以激励团体。与此同时,范旭东更思谋战后的工业建设问题,根据我国地域、资源等情况,拟议于塘沽、南京、五通桥、株洲、青岛、上海等地建设“十厂计划”,以振兴中国的化工事业。

  不幸的是,当日寇战败投降不久,为中国化工事业奔波三十余年的范旭东,积劳成疾,于1945年在重庆寓所病逝。正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为追悼大会送亲笔书写的“工业先导,功在中华”挽辞。其时已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在北平登报发起举办公祭范旭东的活动,并亲自参加,这又一次证明了二人的友谊。

  范氏虽已逝世,但胡适与范旭东的前缘却未断。1947年11月12日《胡适日记》载:“久大盐业公司举我作董事,今天到天津去开会,董事会举我作董事长,我坚辞。但无成”。“数月前有朋友谈起,说我与旭东有友谊,应该帮忙。我当初不知他们要我作董事长,故曾允作董事。今天见会场上尚有前几天开股东会的榜示,始知董事须由股东担任”(由此可知胡博士对商业规则并不很清楚)。而“我并无股东资格,由李烛尘,任致远诸先生用公司股份挂名于我名下,始能产生我的董事”。此事久大公司档案亦有记录:董事会上原董事长景本白先生因年高体衰,需长期休养,“董事长一席,非德高望重之人难以胜任。惟胡适之先生出任本公司董事长最为相宜。全体到会董事一致附议鼓掌欢迎通过”。胡适谦称:“本人一介书生,对于盐业素无经验,不敢当此重任”。但众董事“坚请胡先生勉为其难,俾公司事业在胡先生领导之下得以向前迈进”。事后胡适在与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李烛尘通信中,仍认为“诸公推我作董事长,殊非得计”,并自喻为“不舞之鹤”,寓意名实不符。1947年末,国民党溃败之势已定,仅过了一年,胡适于1948年12月15日,便登上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南去,久大公司董事长一职,已是徒具其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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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陈凯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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