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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振兴
2011年10月18日 09:54 来源: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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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振兴简介

  苏振兴,男,1937年4月出生,湖南汨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51年参加工作。1959-1960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专修俄文一年;1960-1964年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学习西班牙语。1964-1980年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期间,1971年任副处长;1974-1977年在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任文化专员;1977-1980年任拉丁美洲研究所领导小组成员兼南美研究室主任。1981年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南美研究室主任,副所长(1982-1985年),所长(1985-1996年),分党组书记,《拉丁美洲研究》杂志主编,第9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会长、会长,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主 要 学 术 成 果

  专著:

  1.《苏振兴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2.《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3.《拉丁美洲史稿》第3卷(主编),商务印书馆,1993年

  4.《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

  5.《发展模式与社会冲突——拉美国家社会问题透视》(苏振兴、袁东振著),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

  6.《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7.《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8.《巴西经济》(主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

  9.《走向21世纪的拉丁美洲》(合著),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繁体字版),台湾淡江大学出版,2007年

  翻译著作:

  1.《拉丁美洲经济的发展》(合译),原著作者:(巴西)塞尔索•富尔塔多,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

  2.《玻利瓦尔文选》(合译),原著作者:(委内瑞拉)西蒙•玻利瓦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3.《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苏振兴、袁兴昌译),原著作者:(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商务印书馆,1990年

  4.《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上、下册(合译),原著作者: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编篡著作:

  1.《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05)》,主编:苏振兴;副主编:蔡同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

  2.《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07-2008)》,主编:苏振兴;副主编:蔡同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3月

  3.《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08-2009)》,主编:苏振兴;副主编:蔡同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

  4.《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09-2010)》,主编:苏振兴;副主编:蔡同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3月

  5.《中拉关系60年:回顾与思考》论文集上、下卷,主编:苏振兴;副主编:宋晓平、高川,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3月

  6.《拉美现代化进程及其启示》论文集,主编:苏振兴;副主编:刘维广,当代世界出版社(正在出版过程中)

  学术论文:

  1.《巴西的外债问题》(与陈作彬合写),《拉丁美洲研究》1979年第2期

  2.《阿根廷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拉丁美洲研究》1980年第1期

  3.《战后外国在巴西的直接投资》(与陈作彬合写),《拉丁美洲研究》1980年第3期

  4.《智利的经济复兴政策及其成效》(与卢后盾合写),《拉丁美洲研究》1981年第3期

  5.《阿根廷农业发展缓慢的原因》,《拉丁美洲研究》1981年第4期

  6.《关于拉丁美洲的发展模式》,《拉丁美洲研究》1982年第2期

  7.《拉普拉塔人民抗英斗争的历史意义》,《拉丁美洲研究》1982年第4期

  8.《战后拉丁美洲的反帝反霸反殖斗争》(与徐世澄合写),《拉丁美洲研究》1982年第5期

  9.《评拉丁美洲的经济形势》(与陈作彬合写),《拉丁美洲研究》1983年第2期

  10.《关于当前拉美国家的经济危机》(与徐文渊合写),《拉丁美洲研究》1984年第3期

  11.《论拉丁美洲的“民主化进程”》,《拉丁美洲研究》1986年第6期

  12.《评美国对巴拿马的军事入侵》,《拉丁美洲研究》1990年第2期

  13.《拉丁美洲的新结构主义》,《拉丁美洲研究》1991年第2期

  14.《从“美洲倡议”看美、拉关系的走向》,《拉丁美洲研究》1991年第5期

  15.《经济前景较好,不宜过分乐观》,《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2期

  16.《经济继续衰退,改革面临困境——2002年拉美经济形势述评》,《拉丁美洲研究》2003年第1期

  17.《改革与发展失调——对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整体评估》,《拉丁美洲研究》2003年第6期

  18.《拉美经济:在复苏路上蹒跚而行》,《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1期

  19.《增长、分配与社会分化——对拉美国家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1辑,2004年

  20.《关于拉美国家现代化研究若干问题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2辑,2006年

  21.《智利的经济政策与发展模式》,《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5期

  22.《拉美国家能实现“千年宣言”的减贫目标吗?》,《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2期

  23.《拉美印第安人运动兴起的政治与社会背景》,《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3期

  24.《拉美左派崛起与左派政府的变革》,《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6期

  25.《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回顾与评估》,《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4期

  26.《巴西产业竞争力分析》,《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5期

  27.《中拉关系如何面向未来》,《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增刊2

  28.《土生白人与拉美独立运动》,《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第6期

  29.《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拉美国家工业化模式的转型》(与张勇合写),《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4期

  30.《拉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现代化进程的曲折性》(与张勇合写),《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5期

  31.《谨防城市化的消极后果——拉美国家城市化进程的若干启示》,冷溶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32.《拉丁美洲对中国迅速发展与影响扩大的反响》,张蕴岭主编:《中国与世界:新变化、新认识与新定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33.《美国与巴拿马运河》,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主编:《拉丁美洲史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86年6月

  34.《关于拉美国家社会问题的思考》,谈世中等主编:《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35.《跨世纪的拉丁美洲经济》(与袁东振合写),李明德主编:《拉丁美洲和中拉关系:现在和未来》,时事出版社,2001年

  36.《“拉美化”主要是指社会分化》,张小冲等主编:《走进拉丁美洲》,人民出版社,2005年

  37.《新自由主义与拉美工业化》,张小冲等主编:《走进拉丁美洲》,人民出版社,2005年

  38.《拉美社会分化的几点深层原因》,张小冲等主编:《走进拉丁美洲》,人民出版社,2005年

  39.《改革开放与中拉关系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学部工作局编:《30年回顾与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40.《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与拉美关系的新特点》, 朱鸿博等主编:《国际新格局下的拉美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41.《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拉美经济改革与影响》,李若谷主编:《世界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42.《中拉关系60年:成就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局编:《人民共和国是一切胜利之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

  43.《拉美国家经济增长及增长方式的转变》,张蕴岭主编:《中国面临的新国际环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44.《拉丁美洲城市化进程及其特点》,郑秉文主编:《拉丁美洲城市化:经验与教训》,当代世界出版社,2011年

  45.《未竟的工业化》,《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46.《智利经济形势与经济政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与智利驻华使馆编:《智利与中国:关于两国全面合作的思考》

  47.《2009年的拉丁美洲——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机遇》,苏振兴主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08-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48.《有退有进,在危机中深化合作——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拉经贸合作》,苏振兴主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09-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49.《如何看待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危机频发现象》,《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0期

  50.《拉美经济与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当代第三世界透视》,时事出版社,2001年

  研究报告:

  1.《拉美经济在8年之中三次衰退》,《拉丁美洲研究》,2002年第1期

  2.《拉美国家关于新工业化道路的探索》,《拉丁美洲研究》,2003年第3期

  3.《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危机频发并非发展的一般规律》,《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6年,第20期

  4.《拉美政坛“左倾化”现象评析》,《马克思主义文摘》,2007年第2期

  5.《拉美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若干启示》,《学习与研究》,2007年第6期

  6.《谨防城市化的消极后果》,《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6期。

  7.《体制内变革:拉美左派的基本政治取向》,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2007年,第64期

  8.《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退潮”,本土发展理论复兴》,《红旗文稿》,2008年第6期

  9.《巴西工业竞争力分析》,《拉美调研》,2008年,第14期

  10.《智利政府如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拉美调研》,2008年,第15期

  获奖情况:

  1.《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一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1993年

  2.《从“美洲倡议”看美、拉关系的走向》一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1993年

  3.《拉丁美洲史稿》第3卷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1996年

  4.《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一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3等奖,2002年

  5.《发展模式与社会冲突——拉美国家社会问题透视》一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3等奖,2004年

  6.《改革与发展失调——对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整体评估》一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3等奖,2007年

  7.《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危机频发并非发展的一般规律》一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信息对策研究类3等奖,2007年

  8.《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退潮”,本土发展理论复兴》一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信息研究类3等奖,2009年

 

学 术 自 传

  人老了本来就喜欢回忆往事。中国社会科学网的同志先后两次给我来信,希望能写一点自己的学术简历。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提议,只是因为手头欠的文章“债”比较多,一时难以动笔。拖延了两个多月,最近才匆匆写就了这篇文字,算是个人成长与学术生涯的一些回忆。对我而言,在回首往事时,没有因为这一生碌碌无为而悔恨,足矣!

坎坷的童年岁月

  我的老家在湖南汨罗的影珠山。提起汨罗,人们自然会想到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投江自尽的汨罗江。然而,这影珠山却在湘东与长沙县的交界处,离汨罗江有30多华里的路程。影珠山虽然海拔不过千米,但在方圆几十里的那片湘东丘陵地带,它却显得那样的“鹤立鸡群”,雄踞一方。影珠山有两个主峰,“东影珠峰”略高,山势雄伟、险峻,很像一头坐北面南的雄师,故名“狮子峰”。“西影珠峰”略低,山体平缓,松竹长青。每当春夏之交,满山杜鹃盛开,灿若云霞。山腰处有一汪泉水,一年四季清凉甘冽,远近闻名。我的老家就在这山泉附近。这地方也算得上是江南的一处灵秀之地了。“西影珠峰”顶上有座古刹,供奉着观音菩萨和各路神仙。古刹背后的山尖上立着一块巨石,只要稍加推力,它就会来回晃动,人称“飞来石”。古刹左侧长着一株千年银杏,树高数十米。树旁的一块石头上有个人工凿出的小洞,名曰“盐米臼”,据说是供信众“布施”用的。我曾写过一首《珠山剪影》的诗,回忆儿时的印象:

  凌霄古刹披云雾,

  擎天银杏傲长风。

  神仙坐定因山美,

  奇石飞来恐无凭。

  臼小何曾见盐米,

  僧高无奈守清贫。

  上苍若解农家愿,

  也无饥馑也无兵。

  影珠山上山多地少。

  那一层层挂在山坡上的梯田,大部分是当地富裕人家的。无地农民靠租种土地或打工、做手艺谋生。每遇灾荒年景,村民们连红薯、芋头也不够吃。我小时候就亲眼见到有乡亲沿门乞讨。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父母都不识字,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前面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租种着本家地主的十多亩地。一家人男耕女织,节衣缩食,尚能勉强维持生存。

  我出生于1937年4月。1937年是一个令中国人无法忘怀的年份。这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我的童年时代也不能不留下许多关于日本侵华的记忆。影珠山因为在当地有某种地形优势,不免有时被兵家所看重。还在日本人到来之前,影珠山就经历过一场不大也不小的战争。记得当时大人们领着我躲在山坳里,头上顶着棉被,以防被子弹打中。我至今也没弄清是国民党的哪两支部队互相厮杀,结果是留下了几十具战士的遗体。当地百姓后来为他们修了个烈士墓。侵华日军进入湖南之后,在山下修了一条简易公路直通广东,成为沟通南北的主要交通运输线。日本军队就驻扎在公路沿线,前期对老百姓的烧杀抢掠也主要集中在公路周边地区。山下的物资被抢光后,他们就开始到影珠山上来打劫了。

  一天下午,父亲带着姐姐和我到地里去做农活,刚刚走出一片竹林,发现几百米外的一条路上出现一小队日本兵。父亲赶紧拉着我们姐弟俩返回竹林,三、四个日本兵立即端着枪追赶过来。父亲匆匆地把我们姐弟俩藏进一片灌木丛后,拔腿就往更高处的树林里跑。日本兵朝他连开数枪,幸好没有打中。父亲逃脱了,日本兵就走进竹林子里来搜查。我们在躲藏处听得见他们的脚步声和刺刀撞击石头的声音,说明他们端着刺刀在到处乱捅。大我三岁的姐姐很懂事,生怕我在惊吓中弄出什么声响来,紧紧地把我抱住。那几个日本兵想抓住我父亲的目的没有达到,又急于归队,草草地搜了一阵,就悻悻地走了。我们在灌木丛里继续躲藏了一阵,直到周围没有任何动静了才小心翼翼地爬出来,庆幸“大难不死”。

  从那以后,日本兵就隔三叉五地到影珠山上来抓劳工,抢物资,使我们无法安生。家家户户都把粮食、牲畜藏到山里。日本兵一来,大家就赶紧跑到树林深处藏起来,当地叫“躲兵”。尽管如此,我们那一带还是有不少人或被日本兵直接打死,或被他们抓去当了劳工。我的一个伯父就是给日本人当劳工被活活折磨死的。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我们那一带的日本侵略军被大批调到前线去了。日本人为了用很少的兵力守住山下那条交通线,派了一小股部队在西影珠峰上建立一个长期哨所。这一来,我们就等于天天生活在他们的刺刀底下,遭受的祸害就更大了。

  我就在这国难深重、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慢慢长大。1943年初,我刚刚5岁半,妈妈就让我跟着姐姐去上学了。影珠山那一带我们苏姓的人比较多,有一家不大的“苏氏宗祠”。祖上有人在清朝做过官,祠堂附近立着一块高大的“诰封”碑,被视为族人的骄傲。祠堂内办了一所族学,苏姓子弟不用交学费。这学堂也就是一间教室,30多个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有,一个先生给各个年级轮流上课。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长辈在当时那样艰难的条件下,依然坚持办教育,没有因为战争环境而让我们这一代人荒废学业,是多么的不容易!

  在学校里,我是同年级中年龄最小、功课最好的。1946年末读完小学四年后,我很想继续升学。当时附近没有高级小学,要读5年级必须到离家20多里远的长沙县“希古台”学校。到这所学校读书必须先经过入学考试,只能住校,每学期学费与生活费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起初,家里人认为我这山沟里的孩子不一定考得上,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让我去参加考试,结果我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这一来,父母亲和大哥都有点骑虎难下,只能硬着头皮送我去读书。我在“希古台”读了一个学期,尽管成绩很好,但家里实在无力负担,就无奈地休学了。

  1948年春节刚过,经熟人引荐,我到影珠山下的一家中药店去当了学徒,那时我还不满11岁。我当时想,既然我无缘上学读书,到中药店去当学徒至少还有继续增加文化知识的机会。可是,当学徒毕竟是辛苦的,尤其像我那样年幼的孩子,连自己的生活都打理不好,难处就更多了。当时流行着一首《学徒苦》的歌谣:“学徒苦,学徒苦。学徒进店,为学行贾。主人不授书算,但曰:孺子当习勤苦。朝命扫地开门,暮命卧地守户。暇当执炊,兼鋤园圃。主妇有儿,曰:孺子为我抱抚…”这歌谣所描绘的学徒生活是真实的。当学徒都免不了要打杂、跑腿、种菜、做饭、抱孩子。不过,我在的那家药店的老板为人正直善良,不仅作为中药技师业务精良,而且从不打骂徒弟,对当地乡亲做过大量扶危济困的善事。全国解放后,他主动将自己的私人药店交出,建立了由当地政府领导的中医药联合诊所。

  人们走进中药店时,看到的是那些药技师们准确地拉开一个又一个小抽屉,给顾客抓药,个个都精明干练。其实,中药技师更高的本领是要懂得中药材的加工与炮制。我学徒的那家药店地处农村,老板为了降低成本,一直是从长沙买进药材原料,自己加工。中药品种繁多,有的需要清洗、切片、晾晒,有的需要依法炮制,程序复杂,工作量非常之大。

  这家药店还有个特点,因为是农村商店,除了经营中药,还营销日用杂货和白酒。因为卖酒,每天下午和晚上总有些人来店里喝酒,商店也显得热闹繁华。那喝酒的人群中有两类人值得一提。一类是农村各种工匠,如木匠、篾匠、裁缝、石匠等,他们给农户做工,做完这家到那家,过着流动的生活。他们晚上到店里喝酒,既是休闲,也为结交朋友,招揽活计。另一类是乡村的“文化人”,其中一部分人原本在外地做事,解放前夕回到家乡赋闲,他们之中不乏“有学问”的人。这些人把商店当作约会地点,两三个要好的朋友一起来,沽上半斤白酒,慢条斯理地喝着,谈论着对时局的看法,外面的见闻,或是述说读了某本书后的感想,并将各自手中的好书互相交换。我爱听他们的谈话,他们也从不在意。慢慢地混熟了,我就经常拿一些不认识的字或看不懂的词句去请教他们。他们也渐渐地喜欢上了我这个小学徒,有的主动教我学珠算,后来我在算盘上做加、减、乘、除运算相当熟练;有的把他认为适合我读的书借给我。当学徒的那些年里,我经常“夜伴孤灯乱读书”,除了读一些与中药相关的书籍外,所谓“乱读书”就是能得到什么书就读什么,有古文,有杂记,有小说,有野史,有诗词,五花八门,能读懂多少算多少。

  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这么一个重大变化在我们湘东农村却显得异常平静。仅仅是在一个夜晚,有一支解放军部队途经我们那里向南方进军,没有停留。第二天,湖南和平解放的消息就传开了。我们那一带农村真正沸腾起来是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斗地主,分田地,镇压反革命,进行得轰轰烈烈。1951年春,我3年学徒期满,正式“出师”了。我所在的药店已经变成了联合诊所,我随即成为诊所的正式工作人员,每月可以领到一份薪水,后来我又被调到李家塅镇的诊所工作了一段时间。不过,在我从1951年起参加工作的两年多里,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被当地政府抽调去从事农村土地改革后的土地复查工作,以及种牛痘、打预防针等群众性医疗卫生运动。然而,全国解放这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也使我幼年时被粉碎的读书求学之梦又强烈地复活起来。1953年夏天,我自作主张贸然跑到长沙县的高仓中学去参加了初中招生考试,没想到我以第18名的成绩被录取了。家人对我的这个举动是不太理解的,他们担心的是,家里并没有钱供我上学,我放弃现有的工作去读书,而这条求学之路又究竟能走多远?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是坚持读书还是去挣钱养家这个矛盾,一直成为折磨着我内心情感的一种痛苦。

十年求学之路

  长沙县高仓中学原是由彭氏家族兴办的一所私立中学,地处长沙东乡高仓(地名)的“彭氏宗祠”内。这“彭氏宗祠”是当地有名的大型建筑,从外面看是一所青堂瓦舍的大祠堂,进了门你才会发现,祠堂正厅两侧是一幢幢设计布局工整的两层楼房,形成一个个长方形的天井,楼上楼下的走廊和房间都显得十分宽敞、明亮。左侧是教学区,右侧是宿舍区。正厅是一个能容纳几百人的大礼堂。礼堂前是一个巨大的庭院,栽种着各种花草树木。解放前,这所学校还办过高中。政府接管学校之后,在右侧的生活区外又兴建了一排教学楼。学校后面有座小山头,长着常青的乔木。校门外有个运动场。前面不远处有条“白沙河”,终年流水不断,两岸是成片的稻田。这河在流经学校后不到1000米的地方拐了一个弯。那拐弯处耸立着一座造型优美的古老石桥,桥下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潭,天气晴朗时,水潭里就清晰地浮现出石桥俊俏的倒影。高仓中学就是这片田园风光中的一个文化与教育园地,许多农家子弟在这里奋发读书,开启了他们走向遥远外部世界的人生旅程。

  我走进这所学校之后,有一种如获新生的感觉,一心只想如何抓紧时间读书,生怕经过几年当学徒的蹉跎岁月后在学习上赶不上其他同学。第一个学期结束时,没想到我考了全年级(三个班)的第一名。或许是因为我当过学徒,参加过一段实际工作,显得比其他大多数同学要稍微“老练”一点,因而很受学校领导和许多老师的看重。第二个学期我就被吸收加入共青团,先是在班上做学生干部,后来就担任学校的团委副书记,帮助主管团、队工作的老师做了大量事务性工作。由于学习成绩好,我一直在学校拿着最高额的助学金,基本不用家里再拿钱。实际上,我们家也完全没有拿钱的能力了。1955年,我们正式分了家,两个哥哥自立门户,他们各自的家庭负担都很重;父母年岁渐老,其生活来源已日趋艰难。这时我才发现,现在该轮到我这个小儿子供养父母的时候,我却无以为报,内心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1956年初中毕业时,我决定去报考一所中等职业学校,以求尽快学门专业技术,早日参加工作。我的报名表送到学校时被陈士溉校长扣下了。陈校长是一位老共产党员,解放前在长沙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从事教育工作,历来非常关心学生的成长。他开导我说:你本来就是放弃工作来读书,刚刚读了3年初中,又想去考个中专。与其这样,还不如干你原来的药技师好。现在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的高层次人才,党和政府号召向科学进军。你应该报考普通高中,将来考上大学进一步深造。家里有些困难终究是可以克服的。我接受了校长的建议,改报高中。结果,我被学校保送进入湘潭市第一中学。我去湘潭读书之后,陈校长还曾在经济上给过我一些资助。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对陈校长的那份关爱之情充满感激。

  到了湘潭,算是我第一次生活在城市了。不过,那时的湘潭还只是湘江边上的一座小城,人口也就30万左右。在我的印象里,只有沿着江边的那几条街有点城市的商业气息,其余部分依然呈现出一种半城半乡的景象。也就是我在湘潭的那几年里,湘江上建起了一座大铁桥,标志着从株洲通往韶山和湘西的铁路正式通车;在城市的四周,一座座大型工厂拔地而起。湘潭这座江南小城正是从50年代中期起,伴随着新中国巨大的工业化浪潮,走进了她快速成长和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初到湘潭,我就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走在街上,看到许多人嘴里都在吃着什么。一打听,才知道是“嚼槟榔”。转眼一看街头,卖槟榔的小摊比比皆是,花上几分钱就能买一颗。我也曾尝试着嚼过几回,但始终没有引起兴趣。槟榔并非湘潭的特产,我至今也没弄明白,湘潭人爱“嚼槟榔”的习俗是怎样形成的?

  湘潭市一中是湖南的一所重点中学,也是一所百年老校,2012年即将迎来建校110周年。我在一中读书那三年,前后两任校长胡石安先生和张学萃先生,都是领导能力出众,办学经验丰富的教育家,学校办得生机勃勃,蒸蒸日上。教师队伍可谓“名师荟萃”,“群星璀璨”,教学质量在湖南一直名列前茅。我们那一届高三毕业一共8个班、300多人,高考成绩位列湖南省第一名。

  我进入高中阶段之后,虽然依旧是各科成绩都不错,但已开始对文史学科有所偏爱,特别是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因此,除了学习教材上的内容之外,还从图书馆借了不少古典文学的书来读。忽然有一天心血来潮,我竟然动手写了一篇对屈原某篇作品的分析、评论文章,寄给了省内的一家文学刊物,结果是石沉大海。我在失望之余,也深知是自己的学术根底还差得太远。经历这个小的挫折后,我的主要兴趣又转向新闻领域。当时我们班上有位从解放军部队复员的同学,叫金继曾,文笔不错,常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些新闻报道,让我很是羡慕,就经常跟他探讨写新闻报道这类文章的要领。高三那年,何茂业老师教我们的语文课并兼任班主任。何老师毕业于东北师大中文系,学术根底很扎实,口才也好,语文课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他还在报社做过记者,有丰富的新闻从业经验。我与何老师关系比较亲近,他也知道我对文字工作有所偏好,就经常给我讲些新闻工作的特点和写文章需要注意的问题。高中阶段,我在练习写作方面也着实下了一点功夫。所有这些,大概都是促成我在高中毕业时决定报考新闻专业的背景。

  高中阶段的学生生活是紧张而又充实的。我先是在班上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高三那年担任学校团委的宣传委员。课余时间总是有许多的工作需要去做。那些年,正是大力提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时候,就拿我所在的班级来说,在湘潭钢铁公司修过铁路,参加过修建湘潭“雨湖公园”的劳动,给校办农场运送过肥料,校园里“大炼钢铁”更是一度干得热火朝天,通宵达旦。作为学生干部,我们总是力求对这些活动进行周密的组织,减少班主任或带队老师的负担。我们班的篮球队在学校小有名气,有5名队员同时是学校代表队的队员,我也算其中之一。每天下午或训练,或比赛,几乎都要痛痛快快地打一场球。体育锻炼能使人充满朝气。高一时,班主任是教俄文的张曼珠老师,她似乎对班上的篮球队情有独钟,每有比赛,她就搬个小板凳坐在场边看球,跟班上同学一起加油、助威,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是个“铁杆”女球迷。

  学校生活尽管紧张而充实,却始终无法化解我内心的某种忧伤。高中三年,学校领导对我很关心,每个学期给我的助学金都很高,但毕竟不能满足全部费用。在城市里生活跟农村不太一样,多少总得有些零用钱,而我经常是身无分文,还曾经两度欠了学校的钱还不上,多亏一些朋友帮忙才度过难关。第一次欠款是任德君老师帮我还的。任老师原在高仓中学任教,后来调到湘潭市第四中学。一中离四中不远,我常去看望她。她得知我欠了学校的钱还不上,立即解囊相助。第二次欠款是在毕业前夕,记得好像是学校领导通过某种特殊补贴方式给解决的。我常常想,我能够圆儿时的读书梦,首先得益于全国解放后的这个大环境,而我这一路走来,又得到过许多师长和亲友的关爱与帮助。我唯有不断地追求上进,兢兢业业地工作来回报。

  到湘潭以后,我离家就远了,每年只能寒、暑假回家一次,看望父母。而每次回家都要经历一次感情上的痛苦。那时,父亲已70来岁了,还得为他们两个老人的口粮而下地劳作。其实,当时最大的危机还不在于父母的温饱,而在于他们伴随着年老而疾患增多,却得不到及时医治,尤其是母亲的心血管病一年年加重。看着父母近似凄凉的晚年光景,我无数次深深地自责:我这个人是否过于自私,为了自己读书、升学,竟然撂下父母不管。做儿子做到这个份上,实在是人生的一大败笔!由于这种内心痛苦的折磨,我在高中毕业前夕又一次萌生了放弃学业的想法,并把这想法坦率地告诉了何茂业老师。何老师说:我要是到报社去为你找份工作,那并不难。可是,你明明有条件考上一所名牌大学和一个理想的专业,如果在这个当口放弃,或许你将来要后悔一辈子!这话分量太重了,我不能不认真考虑。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学校传出我被保送去苏联留学的消息,我自己则将信将疑。又过了几天,大概是这事已经上级批准,我和毛国良被选为“留苏预备生”正式公布了。面对这个现实,我似乎已经没有犹豫和退缩的余地了,只有全心参加高考。如果高考成绩不好,“留苏预备生”资格被取消,岂不让学校跟着“丢份儿”?

  高考结束后,我立即回了农村老家。后来我听说,我的高考成绩不错,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录取,但由于被选为“留苏预备生”,只能放弃上“人大”。回到家乡,家人和乡亲们却很为我能到北京读大学、去苏联留学而兴奋。当时,乡亲们对于苏联依旧是解放初期的“老大哥”和“学习苏联”的老概念,并不知道中苏关系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父母更是觉得我还“有点出息”,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我自己则充满矛盾,去苏联留学固然好,但我这求学之路就更加漫长,究竟何年才是终点?父母知道我的心情,总是劝我要坚持下去,不要耽误自己的“前程”,却从来不提他们自身面临的种种艰难。当我背起行囊前往北京时,我却看见母亲第一次流着泪送我。她陪着我走了一程后,就站在一处高地上看着我慢慢离去。我好几次向她挥手,要她回家,她却始终没有转过身去。作为儿子,我自然也懂得母亲的心情。她自己在一年一年地衰老,儿子却一次比一次走得更远,这给老人的心里带来一种孤独与苍凉。而我行囊羞涩的程度,母亲又是最了解的,她担心着这远行的儿子不知还会遇到多少艰难困苦?

  1959年秋季开学的前两天,我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报到,正式跨入了大学的校门。留苏预备部又称“二部”,以示与北京外国语学院本科各系的区别。我们那一届留苏预备生共1000多人,规模相当大。这一方面反映出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后各条战线对人才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当时大多数西方国家与中国尚未建交,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成为外派留学生的唯一选择。留苏预备生都是经过各省市教育部门挑选的,学习成绩普遍优良,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学生干部,还有一些来自艺术院校的高材生。这些人聚集到一起,似乎有一种超常的能量,把学校的文娱、体育等各种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使校园文化充满活力。与此同时,在这里,同学之间的关系既说不上太亲密,也不算疏远,似乎大家都明白,留苏预备部就像个车站,大家都是匆匆过客,都在为出发加紧准备,以便在某个时刻顺利登上那列开往莫斯科的火车。

  在留苏预备部那一年,大概是我读书期间精神压力最小的一年。我不需要给学校交任何费用,食堂伙食也比中学时好得多。虽然初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我也有着年轻人的好奇心,但我能克制,很少到外面去跑,节假日跟同学一起出门,基本不坐车,坚持步行,走到哪儿算哪儿,兜里有钱没钱无所谓。在学业上是专攻俄文。我对于学业历来有种自信,认为学习的诀窍就是智力加勤奋,只要不是智商太低,勤奋一点,不断地摸索一些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我不相信学俄文会有多么难。专攻俄文这一门,上课的时间就少了,加上我第一次不当学生干部了,课余的时间就更充分、更可自由支配了。于是,我在学俄文的同时,又把我喜欢读点课外书和动笔写点东西的习惯恢复起来。记得有一次,学校要组织文艺演出,我向班长毛遂自荐,答应创作一个节目。当时报纸上登了一篇很感人的报道,说的是地处北京市鲍家街的中央音乐学院发生火灾,以著名钢琴家刘诗昆为代表的一批师生奋不顾身参加灭火,抢救国家财产的事迹。我根据这篇报道写了一首长诗,班上同学们读了以后觉得还行,大家就排练了一个集体诗朗诵的节目参加演出。

  我当时比较关注的一件事是,如果去苏联留学,我要学的专业是什么?我打听过一番,没有人能明确告诉我。到1960年上半年,才有一位老师告诉我说,你要学的专业可能是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这个名词我倒是听说过,但这是怎样的一门学问却不甚了了。那位老师似乎也说不大清楚,只是补充了一句:据说学这个专业的学生文科、理科的基础都要好才行。我经过一番寻觅,还真找到了一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文版,似懂非懂地读了一部分,感觉还真是一门挺深奥的学问。

  命运有时会捉弄人。在我们即将从“留苏预备部”结业时,部领导正式宣布,因为中苏关系恶化,我们那一批留苏预备生只有极少数能去苏联,绝大部分不去了。其中包括我在内的几十名位原准备去苏联学文科的同学,都由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下简称“学部”)接收过来,作为“代培生”派往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去学外语,我被派往北大西语系学西班牙语。这一来,我不但再无缘“自然辩证法”这个专业,就连学的这一年俄文也基本上无“用武”之地了。

  1960年秋我进入北京大学。有两件事是我到北大之后才知道的。一是北大西语系的西班牙语专业是1960年才开办的,我们是这个专业招收的第一班学生。二是当时“学部”正在筹建拉丁美洲研究所(1961年7月正式建所),送我到北大学西班牙语就是为拉美研究所培养科研人员。这两件事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古巴革命于1959年1月取得全国性胜利,同年9月,古巴与中国建交,成为新中国在拉美的第一个建交国。中国的第一家拉丁美洲研究所也就在国家领导人谋划中拉关系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应运而生。对我而言,曾经对新闻专业很着迷,却与它“擦肩而过”;后来又专门学一年俄文,准备去苏联学习自然辩证法,结果又“失之交臂”;这一回,没有任何人跟我商量,我的专业连同未来的工作性质就都“被确定”了。而且我还听说,拉美研究当时在中国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不过,面对这些情况,我没有产生过犹豫,当时只有一个信念:既然国家急需创建这个专业,那就值得去为之奋斗。

  处于初创阶段的北大西班牙语专业一时找不到科班出身的教师,从法语专业抽调了蒙复地和刘君强两位年轻教师来边学边教。刚开始时,我对于在北大上学而没有高水平的老师多少有点失望,不过,这种情绪很快就消散了。首先是蒙、刘两位老师在学习上的刻苦与教学上的敬业精神令我钦佩;其次是那个阶段他们所开的西语发音课和基础语法课讲得还是不错的。对我而言,毕竟有过一年专修俄文的经历,多少懂得一点学习外语的方法,学西语也算比较顺利地“入门”了。随着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毕业的沈石岩老师和聘请的外教陆续到来,西语专业师资不足的矛盾也就渐次缓解了。

  说起外教,不能不提到来自阿根廷的杜契斯基先生。杜先生性格温和,待人诚恳,有很好的职业素养,也很看重来北大任教这个机遇。看得出来,他不仅每次上课都经过精心准备,讲得有板有眼,而且,他还在细心摸索如何使自己的讲授方法适合中国学生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教师的协助下,他很快就成为最受欢迎的外籍教师,在西语系工作的时间也最长,我1964年毕业后,他还继续在北大执教。我读三年级时,杜先生曾找我谈过一次话,他想把我从班里抽出来做他的教学助手,以后就留在西语系当老师。他这个建议来得有点突然,加上我还是“学部”的代培生,自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杜先生对此似乎也不很在意,我们之间融洽的师生关系也一如既往。

  我和杜先生似乎有某种缘分。1974年,我被派往中国驻阿根廷使馆工作,在到馆后不久的一次招待会上,与分别已整整十年的杜先生不期而遇。一见面,他就紧紧拥抱着我,连声说:想不到!真想不到!接下来,他拉着我逐个地向在场的朋友介绍:“这是我的中国学生,现在当了中国的外交官,而且是到我们阿根廷来当外交官。”从此,我和杜先生又开始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段交往。当时杜先生同时从事着两、三份职业,其中之一就是在当地组织旅行团到中国旅游。我在使馆负责文化处的工作,旅游方面的事务正好归文化处管。我除了在办理来华签证等方面给他提供一些便利之外,也常常举办电影招待会,既宣传中国,也让杜先生邀请一些朋友来参加,为他组织旅游团做点宣传、推介。杜先生还不时地在当地报刊上发表文章,讲述他在中国的经历与见闻。显然,他的内心保持着一种很深的中国情结。

  北大有许多全国知名的教授,但作为一个学生并不是都有机会去接近这些名家,直接聆听他们的教诲。北大西语系素以教授西方文学而享誉国内。当时的系主任冯至先生,副系主任严宝瑜先生都是研究德国文学的权威学者,英语、法语专业有李赋宁先生,吴达元先生,杨周翰先生,等等,都是名家。我对冯先生仰慕已久,曾读过他的诗集,也读过他研究杜甫的文章。我们到三年级才有“西方文学”课,终于有机会直接聆听这些名家讲课,自然是兴奋不已。我当时对西方文学的认识已不单纯是兴趣爱好,而是认为,作为一个将要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人,对西方文学的代表作家与作品有所了解也是一种基本素养。这些名家讲的课可谓是广博的知识与深度的研究相结合,听来是很受用的。在他们的启发下,我尽量挤出时间去涉猎一些有代表性的文学著作。也正是在这种氛围里,我开始试着将拉美文学原著中的一些精彩片段或优美诗歌翻译成中文,继而又和几个有同样嗜好的同学一起办了一个墙报,取名《迎春花》,将各自创作或翻译的作品发表出来,颇受欢迎。我们原以为这是一件好事,没成想,这事被系里一位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发现后,认为我们有办“同仁刊物”之嫌,这朵《迎春花》自然立即凋谢。

  在北大那几年里,我想得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地充实自己关于拉丁美洲的知识。当时最大的难题是基本没有这个领域的中文参考书可供阅读。因此,随着西语阅读能力的提高,我就开始阅读原文著作。北大图书馆收藏的西语书籍不少,但以文史类居多,政经类偏少,我尽量从中挑选一些书来读。历史系的罗荣渠先生给我们开拉美历史课,这算是我在北大学的唯一一门专业课程。罗先生不但学养深厚,才华横溢,勤奋好学也是出了名的。他在给我们开课的同时,还在自学西班牙语。这一点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想,罗先生尚且要通过学习西语来进行拉美研究,那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够绕开这条路么?我对拉美历史课特别看重,并不单纯因为它是唯一的专业课,更是因为罗先生的课实在太有吸引力。罗先生是位思维逻辑很严谨的老师,讲课的条理非常清晰;他同时又是一位很注重学术研究的人,对许多问题都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判断。罗先生《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和《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这两篇重要学术论文就分别发表于1962、1963年。

  我在北大读书那几年,虽然照样当学生干部,照样打球,但我的生活圈子很小,我的内心缺少欢乐,我把绝大部分的课余时间打发在阅览室里。原因就在于,那几年中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落到了我的头上,其中我的大哥和父亲分别于1961、1963年突然去世给我的打击最大。那是一段“心在滴血”的日子!回想起来,我从1953年考上初中到1964年大学毕业,这11年求学之路在常人看来很正常,对我而言却显得是那么漫长而艰辛。我实现了求学的梦想,却也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在中联部16年

  屈指算来,我大学毕业后已工作48年。说来也巧,这48年基本上每16年可分为一个阶段。1964年,拉美研究所正式划归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领导,只不过我们当年入所的这批大学生参加“四清”和农村劳动仍然是由学部负责安排的。因此,我1964-1980年期间是在中联部工作。

  1964年8月,我到拉美研究所报到,被分配到翻译组。当时拉美所在北京西郊的西颐宾馆临时租房办公。和我同期进研究所的还有从全国多所重点高校选拔来的10多名应届毕业生,绝大部分是文史专业的。两位副所长(当时没有所长)王箴西和王康同志对这批新生力量颇为重视,挨个儿找我们谈话。箴西同志曾在部队做领导工作,作风稳重,说话带有较重的胶东口音,为人谦和、热情,给人以慈祥长者的印象。王康同志长期在中央宣传部门工作,性格比较内敛,话语不多但言简意赅,一派学者风度。拉美所当时正处于初创时期的“三年练兵”阶段,科研人员一边在翻译或收集资料,一边在学习外语。研究所专门聘请了一位外国教员教授西班牙语。许多的年轻人汇聚在一起,气氛非常活跃。

  根据当时的人事制度,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后先要下放劳动锻炼一年。1964年正值全国农村“四清”运动的高潮,“学部”领导决定拉美所和近代史所派工作队去甘肃省参加“四清”。拉美所组成了以王箴西、沙丁同志为首的“四清”工作队,其中包括一批老同志,以及我们这一批新入所的年轻人,我被选为工作队的团支部书记。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大约在当年入冬前后,我们到了甘肃张掖。拉美所工作队被分配到离张掖20多里地的静安公社。我工作的地方是新沟大队的下堡子生产队,一共四名工作队员,由孙士明同志任组长,还有两名来自甘肃临夏的东乡族干部。

  我们前期的工作主要是宣传中央关于“四清”工作的方针政策,了解当地情况。经过一段深入调查之后,我们发现当地农村干部虽然存在一些工作、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但所谓“四不请”的问题不太严重。倒是那里的农业生产水平比较低下,农民生活还比较艰苦的状况给人印象很深刻。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按照中央的方针开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宣传教育,帮助干部改进思想与工作作风,大部分时间是和农民一起参加生产劳动。

  河西走廊是有名的“风口”地带,冬天风沙肆虐,天气干冷。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一大片比较平坦的土地,每年春夏之交祁连山积雪融化,可以引水过来浇灌,种植水稻。但是,这片土地的土质有些特殊,一经水的浸泡就会形成坚硬的板块,不利于水稻生长。因此,每年冬季,这里的农民都要去打草。这种草叫“黄毛头”,生长在甘肃与内蒙交界的沙漠地带。将这草打回来放到地里,可以起到酥松土质的作用。这打草可是一桩少见的苦差事。我和10多位农民赶着牛车到沙漠地区,先在地下掏出一个大洞,足有10多平方米,作为住所。然后,大部分人开始打草,少部分人要走很远的路去收集大量的枯枝败叶作为燃料。每天有一个人赶着毛驴到很远的地方拉回一罐水,大伙儿吃喝洗涮全靠它。一日三餐就靠一点热汤就着从家里带来的贴饼子充饥。然而,在那寒冷的沙漠上这饼子变得冰凉而坚硬,我实在很难将其咽到肚里去,即便咽下去了,肠胃也很不舒服。晚上,地洞里生起一堆火,大家围着火堆取暖,也讲些笑话取乐。待到那地洞也被烤得有些热气了,大家就一个紧挨着一个就地睡觉。现在回想起来,在甘肃的那一段经历使我这个农家子弟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了解又深化了一步。

  “四清”工作的后期,调整生产队、大队、公社各级领导班子成为中心任务,工作队需要对一些准备进“班子”的人进行考察。1965年4月下旬,工作队的领导把我和姜虎林抽调去参加这项工作,主要任务是跑“外调”。由于时间紧和经费不足,我们两人得分头行动,姜虎林负责甘肃境内的调查,我则要去新疆,因为在“三年困难”时期,当地不少农民曾“外流”到新疆去开荒种地或打工谋生。我出发前在张掖地委招待所住了一夜,当时王箴西和近代史所刘大年、黎澍等几位领导也在那里参加会议,他们对我单独一人去新疆有些不放心,一再叮嘱我注意安全。

  我的第一个目的地是伊犁。当时铁路只通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到伊犁要坐三天长途汽车。好在时当初夏,正是新疆最美好的季节。天山的雪峰在蓝天下显得那样的晶莹、壮丽,苍劲挺拔的云杉在雪线以下漫山遍野地铺展开来,车窗外不时有一片片撒满牛羊的草地掠过,还有一些山间湖泊,湖水清澈见底,“天光云影共徘徊”;同车的少数民族同胞似乎有一种旅途特有的兴奋,总是歌声、欢笑声不绝于耳。当时的伊犁城只是一座边陲小城。我曽读过作家袁鹰描写伊犁的一篇散文:《城在白杨深处》。到伊犁一看你就明白,这座城市之所以能藏在白杨深处,一是新疆的白杨树树干高大,枝繁叶茂,二是城里到处都是平房,几乎没有高楼,一派安闲、静谧的田园风光。

  我住进伊犁州政府的招待所后,就要去巩留县等地了解情况。这时又换了一种交通工具,州政府一位秘书牵来两匹马,他骑一匹走在前面,我骑上另一匹跟着他走。三天下来,我的任务完成了,但我的腰和腿也几乎不能动弹了,这是外行骑马所吃的苦头。

  返回乌鲁木齐后,我准备去第二个目的地——南疆和静县。在旅馆里遇到一位往返南疆送货的卡车司机。他当时正要送一车货物去和静,副驾驶也正好不在,愿意让我搭他的车去,跟他做个伴,只不过他走的是翻越天山的路线,路上还是有点风险的。我看他人很厚道,搭他的车既省了路费,又省时间,就同意了。我们下午出发,当晚在天山深处的一家小店住下。那地方似乎周围再没有别的人家,像个“荒村野店”,店里就一位老板娘招呼着生意。

  好在司机是那里的常客,我也就放心睡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开始了翻越天山的行程,一条土石公路曲曲弯弯,路况不太好,过往的车辆不多,车子越爬越高,气温却越来越低,有时除了汽车的轰鸣似乎再听不到别的声响,只是不时有不知名的小动物快速地从车前横穿而过。在翻越山顶的那一段路上,司机一再地嘱咐我不要往外看,我不明其意,只能照他说的做。后来终于进入到天山的南坡,道路逐渐平缓下来。这时司机才说出真相:山顶那一段路有几处“冰达坂”,不远处还有绝壁,初次路过的人看着会害怕的。司机还开玩笑说:我们要是从那地方翻车掉下去,那就都会变成“肉馅儿”。我虽然顺利到达了和静,并经过两天的奔波之后完成了任务,但回想起翻越天山的经历还是有些“后怕”,老老实实地买了张长途汽车票,经吐鲁番返回乌鲁木齐。从新疆回到张掖后不久,为时7个多月的“四清”工作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大队人马离开张掖,在省会兰州休整了两天,然后直接回了北京。

  “四清”工作任务完成了,但我们这批刚毕业的大学生劳动锻炼一年的任务尚未完成。7月份,“学部”又将我们送到山东黄县的“于家口村”去锻炼。村子位于一条长长的山沟的入口处,住户不少,绝大部分都是于姓,这大概就是村名的来由。村庄附近有不少农田,从村子往里走是大片的果园,沿着山沟两边的坡地不断向上延伸,最远处的果园离村子足有10多里地。这里的情景比在甘肃时有很大的不同。胶东的山区气候宜人,风和日丽。我们三三两两地分头固定在一户农民家吃饭,贴玉米饼子、戗面馒头、小米稀饭都很养人。在甘肃时,拉美所和近代史所的干部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公社工作,平时根本见不着面。这回到山东,我们两个所30多个年轻人成天在一起,修水库、干农活、收摘水果,有说有笑;我们还利用闲暇去蓬莱参观,组织篮球队到黄县县城打比赛。村里的乡亲们对我们这些北京来的“文化人”很欢迎,也很爱护,我们在劳动之余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相处得非常融洽。

  转眼到了秋天,山间的苹果、鸭梨挂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我们和老乡们一起,每天起早贪黑,挑着筐上山收摘水果。果树一般都生长在山坡上人工开辟出来的小块地里,果树间套种着花生、地瓜等作物。收摘水果时既要防止把果子碰伤、碰坏,又尽量不要毁坏地里的农作物。有些同志为了爬树方便,往往脱了鞋,光着脚上树。一天,我们在离村子很远的地方采摘水果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拉美所的王昭春从果树上下到地里时被毒蛇咬了。这一突如其来的袭击把大伙都吓坏了。好在大家还有一些基本常识,当即从衣服上撕下若干布条,从伤口上方的腿部紧紧扎住,以防蛇毒顺着血管向体内扩散。接着就是一场空前紧张的接力赛,大伙一个接着一个背起小王往山下跑。尽管大家都算是年轻力壮,但要轮流背着他跑完那10多里山间小路还真不容易,回想起来真有点惊心动魄!幸好“于家口村”附近的乡间诊所有一位会治蛇毒的医生,也有所需要的药品。经过一番急救之后,小王脱离了危险,大家一颗悬着的心也才慢慢平静下来。我们把这个情况立即报告了拉美所,所领导指示我们,要密切关注小王的病情,待他身体有所恢复后就送他回北京疗养。小王在诊所治疗一段时间后恢复得不错,国庆节前夕我亲

  自护送他回北京。返回黄县时,王箴西同志特意把我叫到家里,款待我吃晚饭,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把在黄县劳动的所有同事平平安安地带回来。大约在12月上旬,我们结束了劳动锻炼,终于可以回拉美所开始从事业务工作了。

  回到拉美所后,已是新年将近,离春节也不远了,我心里最惦记的事是春节前要回湖南去探望我的母亲,把山东老乡送给我的一些苹果和鸭梨精心地保存着,准备带回去给她尝尝。没想到,在新年前的12月28日,我突然收到三哥发来的一封加急电报:母亲病危!我当天晚上就登上了去长沙的火车。第二天下午到长沙后没赶上去老家的汽车,无奈地在车站附近熬了一夜。次日下午等我赶到家时,母亲已经过世了。母亲得的是脑溢血,从27日陷入昏迷之后就再没有醒来。我至今也无法形容我当时是怎样的悲痛。母亲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困苦,经历了失去我大哥和父亲的极度忧伤,好不容易盼到我参加工作,有能力侍奉她,她却又匆匆地离去了!母亲去世时虚岁才70岁,如果不是因为贫困而耽误了心血管病的治疗,我本来还有机会奉养她至少5——10年。作为一个“报恩无门”的儿子,我只有一种永远无法治愈的内心伤痛,永远无法排解的对父母深深的思念。

  我从事拉美研究是从做翻译工作起步的。在拉美所的办所过程中,初期的翻译组,后来的翻译室、编译室在译介国外学术著作与文献资料方面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文革”开始前,我在翻译组工作时间不长,1964年去甘肃前的两个多月,1966年的上半年,加起来也不到一年。那个阶段,我主要是从外文报刊上选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文章进行翻译,同时也学习翻译技巧和翻译规则。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阅读外文报刊,一是这类读物在学校里几乎没有接触过,二是报刊上的文章资料正是研究工作所需要的,因此,很想尽快提高自己的阅读与选材能力。

  1966年年中,“文革”开始了。对于那场来势凶猛的政治运动,我的确没有什么思想准备。文革初期,拉美所成立了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小组,王箴西、王康是所领导,代表“老”;舒吉昌代表中层干部;刘培根和我算青年代表。这个领导小组存在了不到两星期,就被“推翻”了,“罪名”是执行了中联部领导的“错误路线”。随着所领导“靠边站”、挨“批斗”,群众打“派仗”阶段的到来,我稀里糊涂地成了“保守派”。我对此不大想得通,但也确实没太在乎,因为我毕竟没做什么错事。我照样参加一些会议,也写写所谓“大批判”的大字报,并未游离在“运动”之外。当时所里没成家的年轻人都住在张自忠路3号的集体宿舍,大家经常在一起“侃大山”。和我同住一屋的那位同事在北京有家,每天下班后就回家了,晚上留给我一个自由的空间。我自然就想到利用这个空间来读书,既读马列著作,也读专业书籍,反正拉美所图书馆有的是书。后来,中联部拉美局因为人手不够,几次把我借去当翻译,陪着外宾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很惬意!就这样,“文革”期间我也没有闲着,过得还挺充实。

  后来,中联部也实行“军管”。拉美所在军管小组领导下很快实现了两派的联合,并开始“解放”干部。王箴西同志是最先“解放”的。1969年上半年,中联部领导和军管小组做出决定,除部机关留一部分人坚持外事工作外,其余大部分人去五七干校劳动。中联部下属的四个研究所属于全员下放的单位,其中拉美所的上百号人编成一个连队——第6连。最出乎我意料的是,军管小组决定让我担任6连的指导员。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但我明白,这事只能服从,不能违抗。

  中联部大批干部职工于1969年7月开始下放劳动。干校先是在黑龙江的肇源,1970年春节前又迁至河南沈丘。我在干校生活了整整两年,1971年6月奉调到中联部拉美局工作。

  到拉美局不久,我被任命为副处长,在老处长郑祥鹏同志带领下分管墨西哥、中美洲地区的工作。我当时面临多方面的压力,一是作为外事工作的新兵,需要尽快提高自己的理论与政策水平;二是成天和外宾打交道,需要尽快恢复和提高外语水平;三是当时大部分同志还在干校劳动,部机关人手比较紧张。因此,那时候我虽然人在北京,也很少回家,经常是在招待所或在机关的临时宿舍过夜,使自己能有多一些工作与学习的时间,算是“以勤补拙”。记得在拉美局工作期间,我曽结合理论学习写过一篇批判“托洛茨基主义”的文稿,在全局会议上做了发言,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肯定。1971年11月,我陪同一个代表团出访古巴,平生第一次踏上了拉美的土地,亲身体验了古巴人民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坚韧意志。这次古巴之行我们往返都途经莫斯科,特别是回国时从莫斯科登上了穿越西伯利亚的国际列车,经过将近一个星期的旅行才回到满洲里。10年前,我没能实现去苏联学习的计划,没想到10年之后我终于有机会去看看苏联,没想到我以前学的那点俄文还能在这趟长途旅行中派上些用场。经过几年的锻炼,我基本上已适应了拉美局的工作。

  1974年6月,我被派往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工作。作为一个学西语的人,能到西语国家去工作已很幸运,在“文革”尚未结束的1974年就能奉派长期出国,更是一种难得的机遇。在阿根廷工作三年为我后来的职业生涯提供了多方面的滋养。我抵达阿根廷还不到10天,就遇上庇隆总统逝世(1974年7月1日)这一重大事件。庇隆曾有过1946-1955年连续两次当政的政治辉煌,1955年9月被军人政变推翻,在流亡海外18年之后,1973年又奇迹般地回国出任总统,并使庇隆主义运动再度复兴。庇隆的逝世成为第三届庇隆政府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在继任的庇隆夫人马丁内斯领导下,国内政局日趋动荡,极左派游击队的武装反叛活动逐渐形成高潮。1976年3月,右翼军人发动政变推翻马丁内斯政府,迅即展开了对游击队和左翼政治势力的残酷镇压(最近有报道指出,那场镇压中被秘密杀害的所谓“失踪者”多达1.3万人!),并与智利、乌拉圭的军政府一道启动了拉美第一波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可以说,阿根廷那几年所发生的这一连串重大事件,是自古巴革命胜利到70年代中期(1977年)整个拉美地区所经历的那个政治周期的“浓缩版”。作为一个有志于研究拉美问题的人,亲身经历的这些重大变故不能不引起我对拉美国家政治发展的浓厚兴趣和对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的思考。

  阿根廷给我的突出感觉之一是它的社会富裕程度要比大多数亚洲国家高得多。阿根廷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样,属于世界上的所谓“后开发国家”,是靠发展农牧业起家的。因此,我在工作之余开始收集和阅读有关阿根廷土地问题及农牧业发展的资料。当地一位企业家朋友曾送我一批书,其中《阿根廷经济史》和《阿根廷人史》这两部书对我了解阿根廷的发展历程提供很大的帮助,成为我研究拉美发展问题的起点。

  在阿根廷三年外交工作的实践也是我人生中一段难得的经历。其中,我体会较深的一点是,在外交工作中如何做到环境与政策的有机结合。环境既有大环境,也有小环境,如国际环境,国别环境,某项工作的具体环境等,只有较好地了解和把握住了环境,才能运用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去达到预想的目的。这对于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同样是适用的。我在使馆期间,给我教诲和指点最多的是郑为之大使。郑大使不仅是位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老外交家,对年轻人更有一种出自内心的关爱。每次向他请示工作,他的话语并不多,但如果你能够认真加以琢磨就会发现,他的意见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往往比我们自己设想的要全面、深刻得多,说明他对每件重要工作都有“预案”在胸。这使我体会到一个人的勤奋首先就在于思想上的勤奋,勤于观察,勤于思考。后来在80年代,郑大使出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所长。那时我已经在主持拉美研究所的工作,每次去看望他时都会向他请教一些与研究所和科研工作相关的问题,郑大使依旧是那样地诲人不倦,还曾指导我去读一些老外交家撰写的国际问题调研报告,使我深受教益。1984年,我们筹划建立中国拉丁美洲学会时,郑大使又热情地推荐张德群大使来担任学会的第一任会长。

  1977年4月,我从使馆调回拉美所工作,担任所领导小组成员和南美(阿根廷、巴西、智利、巴拉圭和乌拉圭)研究室主任。拉美所从1961年7月建立到1966年年中“文革”开始而停止工作,后来又被撤销建制,直到1976年才恢复,整整荒废了10年,专业干部队伍也流失了相当一部分。我回所之后,看到老同事们都在加倍努力地工作,希望尽可能多地挽回过去10年的损失,深受感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我当时考虑得较多的一个问题是,拉美所必须要拓宽其研究领域,首先是开展对拉美国家发展问题的研究。当时的所领导,特别是分管科研的沙丁副所长很赞同这个想法,曾聘请吴大琨教授、王怀宁教授等来所讲授经济学课程,组织译介拉美经济问题的文献资料等。我也在这个氛围里抓紧学习经济学的知识,并重点了解巴西、智利等国的经济发展状况。1980年,上级决定拉美所从1981年起脱离中联部,归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我也因此面临一个何去何从的选择。中联部的领导,特别是蒋光化副部长和拉美局李北海局长一再挽留,郑为之大使(当时出任驻委内瑞拉大使)则希望我去委内瑞拉使馆工作,我对这些老领导的厚爱一直铭记在心。我最终选择随拉美所转入社科院,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我的两个孩子太小,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能和我爱人一起共同渡过那段艰难时期。

回归学术研究

  对我而言,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意味着从外事干部向学者的转型,面临的压力是很大的。我曾经冷静地分析过自己的长处与不足,长处是懂西语,对拉美的历史与现状比较了解,也有志于做研究工作;短处是缺乏专业理论修养与研究方法。我依旧认定一条,努力通过读书和自学来弥补这些不足,因此,这一阶段我读书的重点就转向了经济学、国际政治学,以及外国学者研究拉美相关问题的学术论文与专著。

  出乎我预料的是,1982年6月,社科院领导对拉美所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班子没有所长,赵勇增同志任党委书记兼行政副所长,我被任命为主管科研工作的副所长。这个决定来得太突然,在院里宣布任命之后,一位副院长才找我谈话,说院领导原来准备安排我出国进修1-2年,但现在由于工作需要,希望我能服从院里的决定,努力挑起这负担子。对我来说,放弃出国进修的机会并不难,要挑起副所长这负担子却谈何容易!

  尽管我已经45岁了,但在当时社科院的所级干部中我却是名副其实的“小”字辈,因而也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关爱与支持。宦乡同志是主管国际学科的副院长,是老外交家和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在学识上深受教益自不待说。更为难得的是,他很快就察觉到我有一种刚进入学术界的拘谨与胆怯的心态,一再鼓励我不仅在研究所内要放开手工作,还要在各种学术会议上主动发表看法,并告诉我在学术会议上发言要掌握的一些要领。赵勇增同志是拉美所的老领导,威望很高。我记得当时他在办公室挂着一副自己写的书法,抄录着郑板桥的诗:“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来扶持,来年更有新生者,十万龙孙绕凤池。”这诗句体现了他全心全意扶植后辈的精神境界。和他共事的3年里,他是我最大的主心骨。我工作中另一个最大的依靠就是建所初期就进入拉美所的一批老同事。这些同事大多数是我的同辈,少数是我的长辈,他们对拉美研究这项事业可谓“一往情深”,都期盼着拉美所的建设能顺利地向前推进。他们是各研究室的主任和骨干,各研究室的建设和科研工作,只要和他们达成共识,都会尽力去完成。能和这些同志长期共事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运!我从1985年起担任拉美所所长,中间经过1988、1993年两次换届,一直任职到1996年底。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把我当时抓科研的方法概括为“三不”、“两抓”。所谓“三不”,一是不写知识性的介绍文章。我并不反对写这类文章,暂时不写是为了集中精力。二是不直接参与基础性项目。拉美所撰写的工具书不少,但所里能参加这类项目的人很多,所领导给予支持就行。三是原则上不搞翻译。拉美所组织翻译的国外学术著作相当多,包括像《剑桥拉丁美洲史》这样卷帙浩繁的名著。所里当时有一批高水平的西班牙文和英文人才,只要找好主持人就行,我不参与无关紧要。

  所谓“两抓”,一是抓热点问题。搞地区研究首先必须跟踪地区总体局势的走向。拉美地区每个阶段都会出现一批热点问题,以20世纪80年代为例,先后有“民主化浪潮”、债务危机、经济调整、中美洲冲突,等等。拉美所对这些问题必须及时提出看法,所领导必须亲自参与研究。重视地区热点问题研究也与办刊物密切相关。当时,《拉丁美洲研究》刚创刊不久,为了迅速提高刊物的质量和学术影响力,我曽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对刊发的大部分稿件都亲自审阅。抓热点问题研究可以使刊物的文章更具时效性,能更好地满足社会各界的需求。二是抓重点课题。设立“重点课题”就是为了研究和回答某些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可以说,“重点课题”本身就承载着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和推出重要研究成果的双重使命,所领导必须重点关注或直接参与。例如,80年代前半期,拉美所把经济学科建设列为重点,为此,我们设立了两个重点项目:一是编写“拉美经济”丛书(共编写了7本书,一本拉美地区经济,6本国别经济);二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我是项目主持人,共有来自社科院、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的5个研究所参加)。我直接主持了《巴西经济》和《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两本书的编写工作。

  80年代后半期,我主要做了两件事。其一,与袁兴昌合作,翻译了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普雷维什的《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一书;其二,主持了《拉丁美洲史稿》第3卷的编写。这其中难度较大的自然是编写“史稿”。中国人民大学李春辉教授于1983年发表了两卷本的《拉丁美洲史稿》。这是当时中国学者撰写的唯一一部通史性的拉美历史著作。这部书的下限写到1956年,但现代部分内容相对单薄。李先生一直有意再续写一卷,使这部史书更为完整,但因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是就把这项任务委托于我。我不是学历史出身的,对李先生的重托有点诚惶诚恐,但从拉美研究学科建设的角度考虑,这又实在是一件值得认真做好的事。在徐世澄、曾昭耀、毛相林等同志的通力合作之下,我们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任务,书中某些重要观点的更新,也得到李先生的认可。

  1990年6月,经社科院领导同意,我终于获准去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进行为期一年的客座研究,这对当时一个在任的研究所所长来说可谓是一种特殊待遇了。拉美经委会总部设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郊外的一幢宏伟建筑内。当时该机构的执行秘书、危地马拉经济学家罗森塔尔先生非常友好,特意给我办了一个可多次出入智利的签证,单独安排一间办公室。拉美经委会的专家们来自世界各地,是一个精英云集、思想活跃、学术气氛非常浓厚的地方。我在那里的一年,除了大量借阅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外,主要就是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与学者们进行交流。我接触最多的学者有三位:卢西亚诺‧托马西尼、奥斯瓦尔多‧松克尔和奥斯卡尔‧阿尔蒂米尔。

  托马西尼在智利学术界算是大师级的人物,曾于1986年应邀来拉美所讲学,他在拉美经委会专门从事国际政治研究。我带着拉美国家战后政治发展进程这个研究课题去请他给予指导,他先是给我大致讲了一下拉美地区战后40多年政治演变的几个阶段及其特点,并请图书馆提供了一个很长的参考书单,后来我们之间又有过4-5次就某些具体问题的讨论。最后,我写成了一篇7万字的文稿“战后拉美国家的政治进程”(收入徐文渊主编的《走向21世纪的拉丁美洲》一书,人民出版社1993年)。

  松克尔是智利人,在50年代初期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创建拉美结构主义学派的那批经济学家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位,到90年代已是拉美经委会“元老”级学者。我在经委会期间,他正在做的主要工作有两件:一是担任《伊比利亚美洲思想》杂志的主编;二是在参与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的同时,致力于对拉美结构主义的反思与扬弃,是推动该学派向新结构主义转变的代表人物之一。通过那一阶段与松克尔教授的交往,我对拉美结构学派思想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并给国内及时写了一篇介绍拉美新结构主义的文章(载《拉丁美洲研究》1991年第2期)。

  阿尔蒂米尔是位来自阿根廷的经济学家,时任拉美经委会经济发展部主任。他很好客,每次到他办公室去总见到他一边工作,一边还叼着个大烟斗。他对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有很深入的研究,曾经通过组织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对制订拉美国家的贫困线与赤贫线标准做出重要贡献。他对我后来从事拉美国家的贫困化、城市化等问题的研究提供过许多有益的指导。2005年,我推荐他来参加全国政协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他对那次中国之行非常满意。他在拉美经委会工作的最后10多年一直担任《拉美经委会评论》这份重要刊物的主编,这期间出版的每期刊物我都能及时收到。

  我还有位智利朋友叫弗朗西斯科‧奥列戈‧比库尼亚,著名的国际法专家。我在圣地亚哥期间,他正主持一个学术沙龙,有一处固定会所,几乎每星期都举办学术报告会。报告人既有知名学者、政府部长、国会议员,也有来访的外国政要。有这位朋友的特殊关照,我几乎成了那里的常客。除了那些报告本身的精彩内容之外,每次报告会前通常都有的小型聚会更是一个结识学界与政界名流的场所。我颇有感触的一点是,智利的许多内阁部长当政时是官员,不当政时是学者。学者出身的部长占很高的比例,对政府决策有一种独特的影响。

  为筹备拉美所30周年所庆,我于1991年5月提前从智利回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几个重大事件对拉美地区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1989年“布雷迪计划”出台,拉美国家终于有机会与西方债权国开展减债和重新安排债务的谈判,持续多年的债务危机走向缓解,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进入全面铺开的阶段。1990年“华盛顿共识”问世,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力图主导拉美的经济改革。1990年6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发表“美洲倡议”,这是在两级冷战格局走向终结的大背景下美国对拉美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

  90年代前半期,我在科研工作方面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关注美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调整和拉美的经济改革。撰写了《从“美洲倡议”看美、拉关系的走向》一文,对美、拉关系调整的性质与趋势做出分析和预测,并对拉美国家的结构改革进行跟踪研究。第二,研究拉美国家的经济史,主要目的有二:一是了解300年的欧洲殖民统治给拉美留下了哪些遗产,以及拉美国家独立近200年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二是为研究生的“拉美经济”课程编写一部比较简明、系统的教材。这项工作曾中途停顿了两年多,1999年才最终完成(书名为《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第三,开始关注拉美的社会问题研究,并推动拉美所于1995年正式成立社会文化研究室。

  1996年,我迎来了人生经历中的又一个转折。按照社科院当时的规定,我们1993年上任的这届所领导班子应该工作到1998年正常换届为止。1996年时,我考虑到自己已经59岁,临近退休年龄,而且我从1982年担任副所长起,已经在所谓“双肩挑”的状况下工作了15个年头,希望能够有一段时间集中精力去完成自己多年来想要做的一些研究课题。于是,我于1996年11月正式辞去拉美所所长职务。由于我爱人也于那年年中退休,一个孩子已参加工作,另一个已上了大学,1996年12月,我和爱人一起去了秘鲁。

“还将余彩染斜阳”

  从我辞去拉美所所长职务到现在又过去了16年。我在临近60岁时曾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且慢掩帘收纸笔,还将余彩染斜阳”,希望自己的晚年还能发挥一点余热,继续为拉美研究做点事情。1997年,我先后在秘鲁太平洋大学和阿根廷贝尔格兰诺大学做客座教授,期间还去墨西哥参加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这两所大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做一些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学术讲座,大部分时间则用来为我下一步要做的研究课题收集资料,并与当地学者就我所关心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和交流。

  1998年起,我先后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后改为“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退休的事也就未提上日程。在全国政协期间,我是外事委员会的成员,曾和中联部原副部长李北海、中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秦华孙、中国前驻巴西大使原涛等老外交官一起,在推动中国和拉美的关系发展方面做过一些有意义的工作。2002年,还和李北海、秦华孙同志一道出访了巴拿马、尼加拉瓜、伯利兹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我在主持拉美所工作期间曾出访过许多拉美国家,但一直没有机会到中美洲和加勒比的未建交国访问。这次出访使我对上述4国的认识和了解大大加深了一步。社科院学术委员会曾经汇聚着来自院内各学科的一批知名专家。我在和他们的多年相处中,不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且通过多种交流方式,在学识和治学经验方面获得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教益。

  我在这个阶段的学术工作是从研究拉美的社会问题开始的。随着对拉美国家发展问题研究的深入,我逐渐认识到,拉美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是一个很值得中国学者深入研究的课题。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行了100多年,尽管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却未能造就出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从1998年起,我先后就这个研究课题发表了一些文章,并与当时拉美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袁东振研究员合作,撰写了《发展模式与社会冲突——拉美国家社会问题透视》一书(2000年出版),算是在这个领域研究工作的一个起步。

  如前所述,我在80年代后半期撰写《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时,曾通过阅读多部经济史著作,对新大陆被“发现”以前的印第安人经济,殖民地时期的经济制度,以及拉美国家独立后的发展道路,进行过初步的梳理。我原本打算写一本“拉美经济史”,但经过反复考虑,觉得对拉美在殖民地时期那300年经济史的研究目前还不是很迫切,而对拉美国家独立以后的发展道路的研究似乎更具现实意义。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世界史学界掀起了研究世界现代化问题的热潮。受此启发,我将原来的研究计划压缩为对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研究。拉美的多数国家于19世纪初期取得独立,独立后普遍都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政治动荡期,19世纪中期以后陆续开始其现代化的进程。因此,系统地研究一下这些国家100多年来的现代化过程,可能比写经济史更有借鉴意义。这项研究工作经历了4年多的时间,在曾昭耀等几位学者的共同参与下,完成了《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这部著作,于2006年初出版。

  2007年,我受台湾淡江大学的邀请,就拉美的现代化问题做了几场专题讲座。后来,淡江大学将这些讲稿汇集到一起,出版了一个《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专辑。

  接下来,我主持了一项关于拉美国家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这个课题重点研究拉美一些主要国家于20世纪60、70年代跨越人均GDP1000美元“门槛”后的30-40年间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如原有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连续的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困扰,收入分配不公与社会分化的不断加剧,城市化的“超前”现象,经济改革的成效不够理想,等等,实际上是对当前关于“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流行话题比较深入系统的诠释。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一书于2010年10月出版。

  此外,2005年,在院学术委员会的支持下,我从已发表的论文中挑选了一部分文章,出版了一本文集。受拉美研究所郑秉文所长的委托,我主持了2005年、以及2007-2010年共5个年度《拉美和加勒比发展报告》的编撰。我作为中国拉美学会的会长,除了负责组织两年一度的全国性学术年会外,还主持编撰了《中拉关系60年:回顾与思考》和《拉美现代化进程及其启示》两部论文集。当前,我正在主持一项新的研究课题,着重研究拉美地区的经济走势,分析中拉双方经贸合作的利益汇合点和摩擦点,探索应对之策,以期推动中拉经贸合作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最近10多年来,我依然对拉美地区的一些热点或重要问题给予关注,如拉美国家的结构改革、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拉美左翼的崛起、“去工业化”现象、拉美城市化问题、拉美国家独立200周年纪念、拉美国家与中等收入陷阱、中拉关系60年、拉美有关中国崛起的舆情动向,等等。围绕这些课题,我先后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

  新中国的拉美研究事业是在几乎“一片空白”的基础上起步的。我们这一代的中国拉美研究学者似乎只是扮演着一种“拓荒者”的角色。我们在这片近乎“处女地”的园地里耕耘,取得一些初步的成果倒不一定很困难,但要说这些成果达到了某种特定的深度或高度,可能就言过其实了。这倒不能完全归咎于我们自身的愚钝,毕竟我们面对着某种短期内难以突破的历史局限。就我个人而言,只能是继续怀抱着一种深深的拉美研究情结,生命不息,耕耘不止。

苏振兴

二○一一年十月

 

照 片

  1997年:参观墨西哥金字塔

  1997年:出席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庆祝香港回归招待会

  1997年,阿根廷:在“大来基金会”作学术报告

  1997年,秘鲁:欢迎中国海军舰队访问利马

  1988年:访问巴西里约热内卢

  1988年,巴西利亚:拜访巴西文化部长、著名经济学家富尔塔多

  2002年:访问伯利兹

  2002年:考察巴拿马运河

  参加国庆50周年观礼

 

相 关 媒 体 链 接

  1.苏振兴:拉美经济五十年的波动(共识网)

  2.苏振兴:挫折中学习 危机后崛起(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3.苏振兴:关于拉美国家现代化研究若干问题的探讨(爱思想网)

  4.苏振兴研究员访谈:如何看待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危机频发现象(寰球视野)

  5.苏振兴 新自由主义“退潮”与拉丁美洲本土发展理论复兴(社会学视野)

责任编辑:方鸿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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