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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物的道德能动性
2018年03月13日 10: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卫 字号

内容摘要:人们通常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道德能动性(moral agency),人工物是无道德能动性可言的。“道德能动性”作为“能动性”的一种表现形式,特指那种涉及道德考量的能动性。按照狭义的能动性定义,具有意向性能力的人相应地具有道德判断和选择能力,因此也就具有“道德能动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智能人工物所能胜任的事情越来越多,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传统的道德能动性概念是否能够应用于智能人工物身上,机器人是否能够成为“道德主体”。该研究方向与人工物道德能动性的研究相关,但更加具有针对性,它关注的是具有智能的人工物的道德能动性及其伦理地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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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法思维是导致人工物道德能动性被遮蔽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思维框架里,人工物属于客体、事实与自然的领域,它与主体、价值和文化领域是隔绝的,所以在这种思维框架下不太可能发现人工物的道德能动性。

  人们通常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道德能动性(moral agency),人工物是无道德能动性可言的。同样地,只有人类才能成为道德主体(moral agent),人工物是无道德地位可言的。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大量事实表明,人工物在影响甚至改变人的行为上确实表现出一定的道德能动作用。随着人类学、现象学、人工智能、伦理学等学科对此问题关注度的不断提高,人工物的道德能动性研究逐渐成为学界一个热点话题。

  面对此问题,人们首先质疑的是人工物有“能动性”吗?如果说人工物不具有“能动性”,那更无所谓“道德能动性”可言。所以,首先需要廓清“能动性”概念。“能动性”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能动性是指对外界或内部的刺激或影响作出积极的、有选择的反应或回答。据此定义,能动性非人所独有,它适用于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体。而狭义的能动性专指意向性的行动。据此定义,狭义的能动性所指的就是人的能动性,它往往与自由意志、意识和意向性等概念相联系,具有自觉性、目的性和计划性等特点。“道德能动性”作为“能动性”的一种表现形式,特指那种涉及道德考量的能动性。按照狭义的能动性定义,具有意向性能力的人相应地具有道德判断和选择能力,因此也就具有“道德能动性”。

  按照上述理解,“道德能动性”概念只适用于人,而不适用于“物”。这种认识的背后反映的是西方哲学中根深蒂固的“二分法”思维,它把一个整体的世界人为地分为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自然与文化等决然相对的两个方面。二分法思维是导致人工物道德能动性被遮蔽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思维框架里,人工物属于客体、事实与自然的领域,它与主体、价值和文化领域是隔绝的,所以在这种思维框架下不太可能发现人工物的道德能动性。

  随着技术伦理学的出现,人工物仅仅是一种价值中立的工具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为人工物的道德能动性的发现奠定了基础。近年来,随着技术伦理学从“外在主义”到“内在主义”的转向,人工物的道德能动性问题得到进一步凸显。与此同时,其他相关学科也开始涉入此话题。在人类学领域,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打破了只有人类才是行动者的传统观点,提出非人类也是行动者(actants)的主张。拉图尔认为,能动性不是唯一地来自人类,而是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现象学领域,伊德在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彰显出技术物的中介调节(mediation)作用,其主要表现为认知过程中的“放大”和“缩小”机制,以及行动过程中的“激励”与“抑制”机制。在这种中介调节之中,技术物体现出相对独立的“意向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智能人工物所能胜任的事情越来越多,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传统的道德能动性概念是否能够应用于智能人工物身上,机器人是否能够成为“道德主体”。

  当前,关于人工物的道德能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人工物是否可以被视作道德行动者。如果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道德行动者。对于该问题的回答,目前存在三种基本立场。一是反对立场,认为人工物不能被视作道德行动者,追究人工物的道德责任是荒唐的,其代表人物有皮特、梅耶斯、布瑞等;二是弱赞同立场,认为人工物是与人有一定差别的道德行动者,其代表人物有英特纳、汉森和维贝克等;三是强赞同立场,认为人工物与人是具有对等地位的道德行动者,其代表人物有拉图尔和弗洛里迪、沃勒克、迈克尔等。第二,“机器人伦理”研究。该领域的代表人物有艾伦、帕垂克·林等,其代表作分别为《道德机器:培养机器人的是非观》《机器人伦理:机器人的伦理与社会影响》。该研究方向与人工物道德能动性的研究相关,但更加具有针对性,它关注的是具有智能的人工物的道德能动性及其伦理地位问题。第三,如何对伦理学框架进行调整,以给予人工物一个恰当的位置。布瑞提出了“结构伦理”(structural ethics)的调整方案,伊利斯和梅耶斯提出了“行动模式”(action scheme)的调整方案。第四,如何在人工物的设计之中嵌入道德价值,以发挥人工物对人的行为的道德引导作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为维贝克的“道德物化”、福戈的“劝导技术”、弗里德曼的“价值敏感设计”以及“负责任创新”等研究。

  关于人工物的道德能动性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首先,就理论意义而言,该研究有助于拓展伦理学研究对象的范围,把“人工物”纳入伦理学的视野之内。从伦理学发展史的角度看,这与环境伦理学把非人类生命体纳入“道德共同体”具有类似的作用,有助于进一步打破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拓展伦理学的理论空间与解释力。需要指出的是,“人工物”和“自然物”虽然都是以“物”的身份进入到伦理学领域,但是二者进入的路径、在伦理学中所处的道德位阶以及对伦理学所产生的影响却不完全相同。“自然物”进入伦理学视野是在“道德客体”的维度上拓展了道德共同体的成员,而“人工物”进入伦理学视野则是在“道德主体”的维度上拓展了道德共同体的成员。人工物的进入有助于弥合由于环境伦理学对“道德客体”范围的扩大而导致的“道德主体”与“道德客体”之间不对称性的鸿沟。同时,对人工物能动性的研究反过来也会加深我们对伦理学理论、人自身的能动性、自由意志、意识等观念的理解。

  其次,就实践价值而言,该研究可以为规范人类的行为提供一种新的方法和途径,即把道德规范“写入”技术设计之中,形成一种引导人的行动的“脚本”,提示现实生活舞台上的人们按照伦理要求去行动。这种机制可以和传统的手段(如伦理教育、法律制裁等)相互补充,发挥传统手段不具有的独特价值。与此同时,它也可以为当今工业设计提供一种新的理念和方法,使工业设计观念从“实用”和“美观”的维度拓展到“伦理”的维度,使设计者意识到他们在影响和改变人类行为上所肩负的伦理责任。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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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卫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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