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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底无私坦荡荡 ——记王仲殊先生二三事
2017年12月25日 09:1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高天麟 字号

内容摘要:王仲殊先生生前身体一直是很不错的,退休后仍坚持每周。当时,发掘队的成员多达20人,除王先生外,还有马得志、许景元、张孝光三位先生,和当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来所的王世民先生,从南京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孙杰、陈国英、何仲贤、徐家国、戴宁如五位先生,以及技工屈如忠先生。这么“庞大”的发掘队,考古所当年还有三个,即石兴邦先生所率领的半坡遗址发掘队、安志敏先生所率领的黄河水库考古队、王伯洪先生所率领的客省庄遗址发掘队,如此盛况实为罕见!一次,他向王先生诉说了这一苦恼,王先生十分理解张光直先生的心情,但因保密制度他没有当面作出承诺。事后,他以所党委的名义及自己党委书记的身份与有关单位取得了联系,最终为张光直先生和张光正先生之间搭上了“桥”,使兄弟俩阔别三十余年后在北京重叙亲情。

关键词:先生;发掘;遗址;张光直;封泥;春节;学术;离退休人员;职称;毕业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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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仲殊先生生前身体一直是很不错的,退休后仍坚持每周二、五来所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班。他虽然不参加全所离退休人员的春、秋两季的二日郊游活动,但每年的春节团拜会他却一次不落,一般都是在简短的发言后再引吭高歌一曲,或是“咔秋莎”,或是北海道小调。我们都爱听他唱歌。前年春节他同往年一样,又讲话又唱歌,根本看不出当时的他已是90岁高龄,也看不出他有丝毫的病容,所以当他那年9月逝世的噩耗传来,我既震惊又悲痛!

  回想起和王先生的交往,有几件事至今仍然记忆犹新。1956年10月,我中断在所里照相室的学习,到王先生主持的汉长安城发掘队参加过一个季度的发掘。当时,发掘队的成员多达20人,除王先生外,还有马得志、许景元、张孝光三位先生,和当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来所的王世民先生,从南京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孙杰、陈国英、何仲贤、徐家国、戴宁如五位先生,以及技工屈如忠先生,再者就是我们这些刚来所的初高中毕业生(当时叫见习员)。

  这么“庞大”的发掘队,考古所当年还有三个,即石兴邦先生所率领的半坡遗址发掘队、安志敏先生所率领的黄河水库考古队、王伯洪先生所率领的客省庄遗址发掘队,如此盛况实为罕见!遗憾的是,有些先生后来没有继续在所里从事考古工作。

  当时,汉长安城发掘队的驻地在施家寨,发掘对象是霸城门,我和张连喜同志跟着王先生开探方发掘。本来这种硬遗址较之灰土遗址好挖,但我们在发掘中遇到了一个小麻烦——“封泥”。这是古代为防止私拆写在简牍上的公文、书信而封缄简牍所加盖印章的泥块。“封泥”这种遗物大多是碎块,完整者较少,稍不注意就容易被丢弃,因此我们就得将挖起的土块打碎,然后再架筛子将打碎的土块过筛,在拣“封泥”的过程,为减轻枯燥感,我们就哼唱着自编的“歌曲”:“‘封泥’、‘封泥’快出来,快出来!”王先生见了,把我俩当成稚气未脱的学生。发掘收工后,我又回照相室学习。

  1958年,赵芝荃先生任洛阳发掘队队长,向所里要了大约十八九个人,我也在其中。因此,从1959年秋天开始,我转到二里头遗址进行发掘。这期间,我既参加发掘也兼管洛阳工作站的拍照工作。这一工作上的变动,使得我和王先生将近有15年没有接触过。

  1978年初春,时任副所长的王先生邀我到科研处工作,因我觉得自己的个性不适合,就婉拒了,客观上也是因为所里当时已决定派我去山西队主持陶寺遗址发掘。后来,王先生物色了山西队原副队长、刚从山西沁水县下川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掘回来的张子明同志。他因身体原因已不宜参加田野发掘,而且他有较长的党龄,更适合科研处的工作。他和王先生配合得很好,分担了许多杂务,从而使王先生能腾出较多时间来从事学术研究。王先生后来几乎逢人便说,张子明同志从所里到院里“身兼六职”,对他很是赞赏!

  作为“双肩挑”的学者,既要在学术上作出贡献,又要在自己所担任的职务上尽心尽责,不辜负党的重讬,因此事关单位安定团结、民心稳定的事,王先生也能从大局出发,审慎处置。比如,关于解决所里一大批业务辅助人员(即原来的见习员)的职称问题。这部分人人数不少,如前所述,绝大部分都是1954—1956年来所的初高中毕业生,到了80年代中期,都已来所30年,有的成了技术部门的骨干,在发掘队也成了不可多得的中坚力量。因此,能否发挥好这部分人的工作积极性十分重要。基于此,王先生将涉及这些人的工资待遇、住房条件的改善等问题,向当时的马洪院长作了陈述,力争得到马洪院长的支持。后来,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落实。实践证明,这项举措既得力也得人心。

  1988年以后,王先生已不当所长,但仍兼任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他对研究人员的职称评定既关心,又严于把关。有一年,所里一位同志要评职称(评研究员),但当时以他的学术成果来看,学术委员会评审未必能通过。于是,王先生事先叫室主任捎话给他,要他抓紧时间把他主编的挖掘报告完成,这可算他的学术成果。在全队同仁的努力之下,挖掘报告各部分文稿及插图、图版配齐、编排好之后经这位同志通审完毕,再由室主任审检后交给了出版社。该同志顺利评上了研究员。

  值得一提的是,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也得到过王先生的帮助。他的哥哥张光正在抗战胜利前夕回到大陆,在北京参加了地下党,此后一直在北京生活工作。1973年以后,张光直先生数次来北京,从事学术活动的同时也访亲问友,叙故旧之情。他期望与阔别三十余年的兄长相聚,但总因找不到路径无缘相见。一次,他向王先生诉说了这一苦恼,王先生十分理解张光直先生的心情,但因保密制度他没有当面作出承诺。事后,他以所党委的名义及自己党委书记的身份与有关单位取得了联系,最终为张光直先生和张光正先生之间搭上了“桥”,使兄弟俩阔别三十余年后在北京重叙亲情。

  胸怀无私坦荡,也是王先生为人的一大特点。2013年深秋的一天,张长寿先生约我去他办公室商量中美考古队有关豫东报告的事。次日9时左右,我如约来到张先生办公室,见王先生正站在门口和张先生谈论事情。我听了一会儿,觉得他们所谈的事我也略有耳闻,并且还是不同的版本,因此我也插话讲述我听说的版本。我这人是死心眼,结果说着说着就和王先生在言语上产生了分歧。

  这个事过去没多久就迎来了2014年的春节团拜会,那天我和老伴晚到了,坐在北排,刚坐下,就看见王先生穿过表演场地朝我走来。走近了,王先生叫了我一声,对我说:“那天我对你说的那些话,回去后觉得很不合适,今天我来向你表示歉意,希望你谅解!”王先生的这一举动着实让我吃惊不小,也让我很感动。一位年届九十还曾是昔日的老领导,对自己的言语如此反思、审视,可谓是严于律己的典范,也是先生心胸开阔、心地坦荡的表现。这一点,值得我们尊重,也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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