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展开内嵌着实现不同社会图景的内在线索。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标志着绝对贫困的彻底消除、精神境界的历史性跃升、制度文明的全新缔造,以及社会有机体的有序运转。在小康社会之后,为实现美好生活奠基的美好社会成为延续现代中国历史的社会图景选择。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质”的跃升、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分别为美好社会的生成奠定了物质根基、矛盾根基、价值根基与制度根基。在此基础上,美好社会的理想图景,是一幅反思、扬弃与超越“现代性”的社会图景,是一幅深度切中“人民的现实幸福”的社会图景,是一幅在现有条件下追求“自由个性”的社会图景,三幅图景将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内在和谐。在道路自信与民族复兴双重变奏的基础上,美好社会被赋予了深刻的时代内涵与深厚的历史意蕴,其致力于开启文明的崭新类型,为“个体”意义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共同体”意义上的共同富裕奠定全新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小康社会; 美好社会; 社会变迁; 道路自信; 民族复兴

　　作者项久雨，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基金：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研究”(20ZDA020)阶段性成果

　　为复杂的社会变迁勾勒发展图景与演化方向,是现代中国历史展开进程中一以贯之的核心线索。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马克思指明的社会发展“五形态说”与“三阶段说”所着眼的是大的历史尺度下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承载着社会形态转变功能的宏观社会图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依照生产力发展的特定状况,中国共产党勾勒并致力于实现小康社会这一富有战略性的中观社会图景,并相应地对不同领域作出了合乎图景实现需要的具体性安排。“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旨在实现“发展水平”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之间的有机统一,是一个关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目标,这一目标兼具“第一步”与“关键一步”的双重特质。这里的“第一步”还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展开、向前演进的过程。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未来探索同样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2020年是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之年、实现之年,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年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也即将进入全新阶段。因而,立足中国实践进而提出一个具有标志性、现实性与引领性的社会图景概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现代中国历史展开的内在需要。本文旨在呼吁建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美好社会”,其与小康社会相承接,与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其生成有着深厚的物质根基、矛盾根基、价值根基与制度根基,是一种与新时代中国发展进程直接关联的社会图景。一言以蔽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美好社会是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奠基的理想社会图景。

　　一、现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与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

　　社会是一个生命体、有机体,其发展演变是一个客观的、自然的历史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言,“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现代中国社会的萌芽、产生及发展,正是社会有机体实现现代展开与新陈代谢的过程,而“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这意味着,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演进乃是规律使然,但其中人对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也对社会有机体的新陈代谢起着积极的塑造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随着物质要素、经济社会要素的转变,随着主体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生成全新社会发展图景也便成为历史与时代的内在召唤。小康社会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孕育而生,其作为对传统中国社会理想图景的超越与延续,自邓小平首先提出这一命题以来,中国实践在社会层面上正是围绕着实现“小康”的目标来加以推进的。从“大历史”来看,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理想图景,在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成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在多重向度上彰显其“世界历史意义”。

　　第一,绝对贫困的彻底消除与人民生存状态的整体性变革。

　　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是中国反贫困实践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以恩格斯所总结的“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审视之,全面小康社会既是社会有机体“量”的积累向阶段性“质”的跨越,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全新“量”的积累演化过程。一方面,在“量”的层面上,绝对贫困作为困扰着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千年之久的重大问题,得到了历史性、根本性、彻底性的解决。所谓“绝对贫困”,是指“低于最低物质生活水准的一种生活状况”,旨在运用一套指标体系来衡量人的绝对生活水准。根据国情国力的不同状况,我国先后三次对贫困标准作出了界定与更改,现行农村贫困标准(2010年不变价)为每人每年2300元,这一标准是与小康社会人的生存状况相适应的贫困标准,基本上与“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要求相契合。2020年,绝对贫困的彻底消除,依托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动员能力、整合能力作为后盾支撑,有赖于党员、群众与全社会各方面力量结成精准脱贫的共同体,来实现这一历史宏愿。

　　另一方面,在“质”的层面上,一系列降低人的脆弱性的举措相继出台,防止因病、因故、因伤“返贫”,人民生存状态实现了整体性、显著性的变革。“单个人”生存于世具有脆弱性,例如“单个人”往往无法有效实现生存、安全、需要满足等,而“脆弱性与贫困有着伴生的关系”。不论是主观致因的脆弱性,还是客观致因的脆弱性,其都可能导向人之生存的一种困窘状态。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将基于现有条件全面扼制“人的脆弱性”的生发,最大程度破除“人的脆弱性”的诱发机制,以制度的根本性力量来保障反贫困的彻底性,使绝对贫困彻底远离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与此同时,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不仅意味着历史地实现了一种基础性、兜底性的生存状态,更是实现了一种超越性、整体性的生存质量提升。所谓人之生存状态的超越性,乃是对中国数千年历史,特别是对古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的根本改变,这同时也是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所谓人之生存状态的整体性提升,是指不再由过去阶级社会中社会金字塔尖“少数人”享有幸福美好生活,过去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的“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的境遇在中国社会中不复存在,人民过上了免于忧患、免于饥饿、免于困苦、有制度保障的小康生活。

　　第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与精神境界的历史性跃升。

　　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历史嬗变与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有着内在的关联,正如马克思所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小康性质的社会生活与不断丰富的精神生活、道德生活也随之不断生成,更多的物质性因素让人们有条件、有可能成就精神世界的丰盈状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的不断健全,以及文化产业在线上空间与线下空间的蓬勃发展,都为小康社会条件下人的精神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小康社会下的“闲暇”与“忙碌”都是人之精神生活不断丰富的土壤。一方面,不论是专门从事精神生产活动,抑或普通大众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都需要时间意义上的“闲暇”才能实现。“闲暇”之于精神生活的重大意义,早在古希腊就为哲人所认识,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便认为:“数学所以先兴于埃及,就因为那里的僧侣阶级特许有闲暇”。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存境遇,强调“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由时间”的内在影响。“闲暇”及其背后所赖以支撑的“自由时间”之于人的理性思考、批判思维、文化涵养与价值塑造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它能够使人摆脱现代性戴上的精神“枷锁”。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使人免于忧患,人在现有条件下的“闲暇”得到实现与保障,人之精神生活也不断得以展开。

　　另一方面,在小康社会条件下,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处在“忙碌”的生存状态,但这些“忙碌”的实质、类型及其对人之精神生活的影响,我们有必要作出一定的区分。其一,人为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忙碌”。这类“忙碌”折射出一种主体积极的奋斗观念、态度与行为,由此实现人本身的价值,感觉到自身所创造出的“对象对我的意义”。正是在劳动中的“忙碌”,才能成就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同时人也在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找到精神的归宿。其二,人感到无所适从的“忙碌”。小康社会毕竟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形成的社会图景,其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并不意味着至善至美,也并不意味着能够绝对给处在这一社会中的人提供完满的精神生活。马克思坦言,“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小康社会下的精神生活必定有其历史的限度。一些人处于“忙碌”状态,其精神世界在得到提升的同时,也会处于有限的困顿之中。而解决这些精神困顿的最好方式,正是不断推进社会发展进步,依托于社会进步来“解放人”,让作为主体的人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来支配自身的精神生活。这也是小康社会的“未竟之业”,以及今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所应着眼的方向。

　　第三,制度文明的全新缔造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内生性演进。

　　一部小康社会的建成史,也是一部制度文明的演化史、国家治理的变迁史。现代中国制度文明的建构历程与小康社会的建成历程存在同构关系。制度文明的全新缔造,乃是从根本上为小康社会的实现提供深层的、彻底的保障,从根本上使小康社会的成果定型化、制度化。其一,制度供给给予小康社会以根本保障。现代中国制度文明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也面临着某些领域内部制度供给缺位乃至失衡的境况。小康社会的实现进程,是一个覆盖社会生活全方面的制度化进程,其源源不断的制度供给,既为社会生活提供根本的规则遵循,又为社会发展提供内在的动力。在谈及钢铁工业要解决的问题时,邓小平强调要“发动群众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起来”,才能规避众多因制度缺位而导致的现实问题。这些制度的确立、供给,正是来源于小康社会的实现需要,即一种免于忧患、免于饥饿、免于困窘的生存状态离不开制度的坚强保障。其二,制度创新对小康社会的内在促进。在熊彼特看来,“创新就是生产函数的变动,而这种函数是不能分解为无限小的步骤的”。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将制度创新理解为制度内部诸要素不断重组、变动、突破的过程,制度创新从根本上为小康社会提供生成演化的内生动力。例如,实现小康社会的经济图景,乃需要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后盾与保障,发挥道德与法治对市场经济的规范作用,这便需要从根本上确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对传统市场经济模式的创新与超越。其三,制度伦理对小康社会的宏观引领。邓小平对制度改革问题的关注,实际上也隐含着以制度伦理来捍卫小康社会的内在线索。他就组织、工作等方面制度分析道,“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好”与“不好”不仅是制度效能意义上的评价尺度,也是伦理意义上的评价尺度。“好”的制度、“善”的制度、有着“道德力量”的制度,可以为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奠定坚实的伦理根基。

　　制度与治理统一于小康社会的实践进程,国家治理的“善治”演进方向内在规定了小康社会的演化进路。制度是治理的根本依托,治理是制度的现实展开,二者都是小康社会生成不可或缺的支撑。小康社会所要达成的理想状态,与国家之“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治”的绩效影响着小康社会的推进过程。小康社会的最终实现,标志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完成其阶段性的目标,同时又开启了下一阶段的实践进程。与小康社会相匹配的“治”,是一种超越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的“良治”或“善治”,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最终理想状态,其仍然要随着社会有机体的内在生长,不断调整治理的侧重点与现实进路。

　　第四,社会有机体健康有序运转与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状态。

　　社会有机体与生命有机体既有相似之处,也有迥异之处,其中“变化”之于二者的良性生长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社会有机体亦是如此。社会有机体新陈代谢的基本动力,来源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的实践、交往活动的不断扩展。小康社会的建成与实现,表明社会有机体处在一种健康、有序、和谐、良性的运转状态之下。显然,中国社会有机体仍处于生长的过程,并没有也不会因小康社会的建成而变成“结晶体”,但其内部的张力、矛盾确乎在不断弥合,其内部的实践力量在不断释放。

　　社会有机体的健康有序运转,社会分工协作的有效运作,使得小康社会事实上成为了高度联结的“有机社会”。“社会分工意味着社会成员分别做不同之‘事’”,从社会成员立足自身做好不同的“事”来推动社会有机体的良性运转,是推进小康社会实现的基本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所要谈及的“现实的个人”包括“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样,社会有机体中的“人”“物”“事”是内在关联的,“人”指的是“现实的个人”即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事”是“现实的个人”的活动,“物”正指向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小康社会意义上的“有机社会”,正是“人”“事”“物”处在一种和谐有序的运转状态当中,三者之间是有机的、凝结的,而不是根本上矛盾的、冲突的。同时,也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也表明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分工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分工异化的一种内在超越,其最大程度实现了现有生产力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诚然,这样的全面发展仍然不是最大化的,实现更为深远意义上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仍然需要付诸巨大的努力。

　　社会有机体的健康有序运转,使得小康社会下的人处于一种网络化、社会化的状态之中,人们的交往方式日益多样、交往关系日益密切、交往状态日益趋向和谐。在可以为实践所检验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人类交往的深度实现了对以往一切世代的超越,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每一个地域性的共同体内部,人们已然都实现了网络化的联结。例如,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由于交通、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的缺位,其共同体内部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程度仍处在较低的水平。而网络化的联结,实则是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有机体的现代生长所不可或缺的关键条件。在小康社会的实现进程中,中国人生活的网络化状态得到历史性的提升。与此同时,这样一种网络化的状态是在“有为政府”领导之下的有序状态,能保障“人”之生活的有序性,从而在根本上实现了对列宁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愈来愈严重,危机日益加深,争夺市场的斗争愈来愈疯狂,人民群众的生活愈来愈没有保障”的超越。这还说明,在小康社会条件下,中国不仅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生产本身日益社会化,使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工人联结成一个有条不紊的经济机体”,还实现了对“资本逻辑”利用网络化状态宰制人的超越,这是一种更为平等、更为全面的社会生活网络化状态。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看,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为未来社会有机体的持续生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已然为中国的社会变迁创造了基础性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