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人类纪对美学的挑战

　　———则读书与思考札记

　　A Note on Challenges of Neganthropocene to Traditional Aesthetics

　　作者简介：胡继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教授，从事比较文学与当代西方美学研究。

　　原发信息：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192期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波接一波的事件表明，瓦雷里、胡塞尔和列维-斯特劳斯所忧患的“精神危机”还在延伸和延续，其结果势必是“人类纪”的自我超越及其向“负人类纪”的转型。斯蒂格勒指出，“人化”过程的每一刻都在发明生命和摧毁生命，技术学的每一个进步都在补偿人性的匮乏和剥夺人性的潜能，器官学一方面将生命延伸到身体之外，另一方面又废黜了某些精致的身体官能，药物学则揭示一切药物都是补药又是毒药。“人类纪”逆转时代，意义因纯粹化更趋稀薄，象征极度贫困，只剩下那些神秘的能指。于是，生理美学、器官美学和社会美学，都必须处理普遍的失调，这就提出了复苏“智性灵魂”，探索人类在技术时代自我拯救的可能。

　　关键词：人类纪/负人类纪/技术二重性/美学拯救

　　一、引言：“没有未来”

　　以宇宙宏观尺度观照地球史，人类对地球的地质与生态系统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时代，被称为“人类纪”(anthropocene)。同时，“人类纪”也是一个描述人与自然对话的范畴，它表明一个人类主导对话的机缘，其中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中存在着非对称性与非互惠性。

　　2018年，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将他1983年以来的哲学探索凝练为“负人类纪”(neganthropocene)范畴。①在他看来，以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为前锋引发的一场“自动化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改变了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及其在地球上的生存方式。2015年，在埃皮纳伊莱弗勒里耶夏日哲学研讨班上，斯蒂格勒发表讲演宣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纪元的纪元(l'époque san époque)。”这么一个没有纪元的纪元，就是预测“后人类纪”将把人类纪带向终结，从而超越前此宇宙史，从根本上改变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开启一场“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斯蒂格勒还暗示，“人类纪”之登峰造极，便得到了所有关于“死亡”“终结”“耗散”“枯竭”的所有悲剧性命题。在这些命题之中，有一个命题就是人类在主导地球的纪元里伤痛至深以至于“无法疗伤”(L' impansable)。恰好也有一名当代法国作家也用“无法疗伤”作笔名，写了一本题名为《溶解时间》(L' effondrement du temps)的小说，书中主人公“花神”为“负人类纪”的极端不确定性感到厌倦之余，还有几分听天由命的冷漠：“我们是最后的一代，或者终结之前的最后一代。”[1]15但时间永在流逝，日月星辰周行不殆，可就是一切这么不确定，却确定“没有未来”。

　　二、人类纪及其转型

　　1944年，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我们时代政治和经济正在发生一场“大转型”。这就预测到了“人类纪”登峰造极，势必朝向“负人类纪”转折。斯蒂格勒在其《自动化社会》一书中高度关注随着数字化时代到来而出现的普遍自动化趋势所引发的诸种问题。他的基本论点是：算法自动化导致工资劳动和就业减退，宣告凯恩斯“生产收入再分配”经济模式的终结，而这一模式的基本前提是宏观经济的偿付能力。我们目前所经历的全球变革为人与自然的对话提供了新的选项：

　　或者，它[这一过程]导致超—无产阶级化(hyper-proletarianzation)和普遍化的自动流向控制，造成结构上的“资不抵债”(structural insolvency)，以及熵的剧增(vertiginous increase in entropy)；

　　或者，它让我们离开工业资本主义在过去二百年来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它通过一种网络化的智性政治[noetic politics]让自动设备为“去自动化的”个人和集体能力服务，从而产生负熵的能力的大规模发展)，也就是说，让这些自动设备和系统去生产出负熵式的分枝(negentropic bifurcation)。[1]177-178

　　2008年，C.安德森(Chris Anderson)发表著名论文《理论的终结：数据洪流超越科学方法》(The End of Theory:The Data Deluge Makes the Scientific Method Obsolete)，这篇文章被许多人读作是数字文化革命的宣言、传统知识形态的判决书。安德森断言，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算法自动化将比科学家更快捷、更有效地证明命题，发展理论，验证理论，发明理论。[2]机器的相关性能力岂是人类所能比拟？理论终结，也就是理论知识的贫困化，或者说理论的“无产阶级化”。按照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分类，科学知识(epistēmē)让位于实践智慧(phr nesis)，实践智慧必将由工艺知识(technē)取代。工艺知识的新形态就是人工智能的结晶——人机合体(Robot or Cyborg)，它为人类纪自我超越和转向负人类纪提供了典范的样例。

　　人类在自己意识不到的“人类纪”里，通过主导自己同自然的对话而产生的一切，包括人工智能与人机合体，都是“熵的剧增”或“负熵式分枝”。或者用德里达所援引的柏拉图的话说，一切人类文化发明，就像从古代埃及侵入到古代希腊的“书写”技艺，都是毒药和补药。于是，在一切都不确定而唯一确定的是“没有未来”的生存境遇下，人类必须“以反讽的方式生活”。也就是说，“接受我们自身存在的无根基的一个理由，也就是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中”。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中，就是要学习一种智慧，一种与药物共生的智慧(learn to live pharmacologically)。斯蒂格勒尝试建构一套“精神药物学”(Pharmacology of Spirit)，意在让生活值得生活(makes life worth living)。[3]欣然接受药物，不同于病态地迷恋药物，一如伊格尔顿所说，“欣然接受死亡，不同于病态地接受死亡”[4]。而这就是反讽地生活，或者说悲剧性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文化理论就是精神药物学，它将人类生存的困境升华到了悲剧绝对性和反讽本体论的境界。

　　以大数据为样例所引领的全球化策略营销和消费主义正在摧毁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知识形式：理论知识，实践智慧，生活风格，手工技艺，机械复制，等等。人类已经越过工业化浪潮，急速滑向一个超工业社会。斯蒂格勒将这个大转折时代描述为一场世俗的启示录(a secular apocalypse)，而“我们的时代[人类纪]正遭受一种巨大的象征苦难”，“[它]将导致欲望的整体性摧毁，也就是将要毁灭力比多经济”。“投机式营销”(a speculative marketing)经天纬地，正在系统地剥夺我们的驱力，人类生存丧失一切关联，而进入海德格尔所谓的彻底的“无所牵挂状态”。这就是斯蒂格勒所谓的“无产阶级化”，他还调遣道宁(Nicolas Donin)的说法，断言“感性的机械转向”将个体的感性生活“永久地交给大众媒体来控制”。[1]101所以，当代人类的“无产阶级化”与媒介/庸众专权(mediocracy)互为表里，彼此强化。感性的机械化转向进一步导致了生命的数字化转向，而将始于三百万年前的“人类进化”过程推至极限。古人类学家A.勒鲁瓦-古汉(Andre Leroi-Gourhan)将“人化”过程描述为“生命的外置化运动”，即生命以一种同生命异质的方式来发明生命，补益生命。[5]52-53这个过程是技术学、器官学、药物学的进化过程，其成果的累积和速度的加快构成了地球上生命的根本难题。人化过程的每一刻都在发明生命和摧毁生命，技术学的每一个进步都在补偿人性的匮乏和剥夺人性的潜能，器官学一方面将生命延伸到身体之外，另一方面又废黜了某些精致的身体官能，药物学则揭示一切药物都是补药又是毒药。

　　“人类进化”一剑双刃。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难题，甚至一定会直落绝境，但人类纪的技术发明不断地复制了这些难题和绝境，同时也表明我们对这些难题和绝境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当生命和感性被粗暴地交付给机械、数字、虚拟甚至幻象，那些“非—活性的技艺装置”对我们的摆布就毫无商量。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口中那些活力弥满的灵魂就丧失了“翅膀”而堕落尘埃，甚至永远不会再度振翅，重新飞上九天。亚里士多德的那个会爱的“智性灵魂”就丧失了智性而迷失在技艺的迷宫。人类进入了一种“系统的愚拙”，即将到来的白痴化，就是瓦雷里在1919年就忧患的“精神危机”：

　　没有那么多的精神力，就不可能造成那么多的惨祸：要在那么短的期间杀死那么多的人，浪掷那么多的资材，毁灭那么多的城市，无疑必须有很多的知识。可是，精神上的资质也不可或缺。精神和义务，你们难道会令人怀疑吗？[6]

　　1935年至1936年间，胡塞尔以哲学的语言称之为“欧洲科学的危机”。胡塞尔认为，“普遍的哲学理想及其内在解体的过程”，意味着“一切近代科学的危机”，一种最初潜伏的“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整个文化生活的整个意义的危机”，“整个实存的危机”。[7]在斯蒂格勒的论域之中，这种精神危机、人性危机、意义世界的危机，就是技术进化的危机。“在当今技术时代，技术的力量具有毁灭整个人类的危险”，而人随着技术干预的加深、人类纪的登峰造极而成为“宇宙秩序及其自我毁灭的力量”。[5]103这种以“自动社会的控制艺术”为极端表达方式的危机，体现为“消费者的无产阶级化、去象征化、去认同化和基于驱力的苦难中囚禁，将所有的独特性都压制到了可计算之中，而这种可计算性将当代世界变成了一个沙漠”。精神的危机便升级为“精神价值的暴跌”。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波接一波的事件表明，危机还在延伸和延续，其结果势必是人类纪的自我超越及其向负人类纪的转型。

　　1993年前后，网络技术向全球开放，网络通讯更为快捷，网络阅读与网络书写出现，数字技术已经将超工业社会、将“无产阶级化”引入一个新阶段，“系统愚拙”的时代到来，犬儒主义网上线下翻腾。数码自动装置成功地绕过了亚里士多德的“智性灵魂”，在消费者和投机者之间建立了一套又一套“愚拙系统”[8]。与这套系统的作用匹配的，乃是一种普遍化的麻木状态，一种剧毒的冷漠状态。[9]数字技术也导致一种震惊。面对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天启四骑士”，后启蒙时代的信仰与知识显然荡然无存，而且似乎百无一用。网络忧郁症(net blues)，成为技术进化史诗的意境。

　　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征着全球化的资不抵债：踪迹工业霸权，战略营销风行，投机式金融蔚然成为气候，民族—国家衰落。“心灵的无产阶级化，更确切地说，理论化的心智官能，也就是科学、道德、审美和政治慎思的无产阶级化，与20世纪的感知和情感的无产阶级化，与19世纪的工人姿势的无产阶级化结合在一起，既成了这一持续‘危机’的导火线，也成了它的结果。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什么决断也没有作出，我们也没有到达任何转折点……而这一危机的根源处存在的毒性，反而更加强了。”[1]109-110

　　从1993年至今的20多年里，种种征兆和里程碑事件表明，人类纪不仅不可持续，而且是全球性高速和大规模的毁灭过程。②

　　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其思想传记《忧郁的热带》中以悲剧笔调描述人类纪的宇宙学历史与前景：“在这个世界开始的时候，人类并不存在，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人类也不会存在……人类的角色并没有使人具有独立于整个衰败过程之外的特殊地位，人类的一切作为，即使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也并没有能扭转整个宇宙性的衰亡程序，相反的，人类自己似乎成为整个世界事物秩序瓦解过程最强有力的催化剂。”年高德昭的人类学家甚至表示很不喜欢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他要逃离人类纪，到前人类纪的南美土著民族那里去享受素朴的宇宙秩序，挥洒智性灵魂的诗情画意。他特别注意到现代传播给人类带来的困境：“每一句对话，每一句印出来的文字，都使人与人得以沟通，沟通的结果就是创造出平等的层次。”沟通导致的信息平均化导致了组织的瓦解，秩序的衰落，无序的增长。如果说，人类纪是“熵纪”，是熵大规模增长而将宇宙驱向无序的世纪，那么列维-斯特劳斯的话可谓昏世警钟：“人类学(anthropology)实际上可以改成‘熵类学’(entropology)，改成为研究最高层次的解体过程的学问。”[10]安德森的预言同出一辙：大数据如同大洪水，将人类再次带向洪荒，在这么一个洪荒的宇宙，“无产阶级化”臻于峰极，超个体化导致了精神的衰微，知识已经死亡，理论寿终正寝。星球肃杀，万物枯萎，灵魂陨落，熵趋极值——如果这种描述属实，那真的没有未来，没有出路，没有弥赛亚降临的空隙，没有自救的力量，也没有他救的代理。然而，果真如此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