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sthetics:Reflecting Its History and Toward a New System

　　作者简介：张法，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原发信息：《文艺研究》第20199期

　　内容提要：美学是学术体系中最复杂、最难讲好的学问。从世界美学的总体格局讲，世界美学分为西方的学科型美学和非西方的各非学科型美学。从世界美学的基本类型讲，自轴心时代人类思想升级到哲学层面之后，西方、中国、印度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美学：西方的实体性学科型美学，中国的虚实合一的非学科型美学，印度的空幻合一的非学科型美学。世界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后，西方学科型美学成为世界的主流美学，各非西方文化都从非学科型美学转到学科型美学。然而，西方在按自身逻辑规律发展和与非西方的互动中，特别是在由古典物理学向现代物理学升级而出现的宇宙结构认知转变中，其基本思想点与中国和印度的契合点凸显出来，而西方由传统而来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西方美学的升级。未来世界美学的升级和知识体系的建构，应在中西印美学的互动互补中进行。

　　在中国，美学表面看是清末民初才建立起来的新兴学科，深层来讲，实乃有千年演进的悠久传统。谈论如何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美学应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世界大变局的今天探索如何建立中国的学术话语，美学，因比其他学科在构成形态上更为复杂，或许堪作经典范例。

　　美，是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志；美学，作为对美的理论总结，是文化中理论智慧的结晶。对于美，中国人从远古开始就有深刻体验。在轴心时代，人类思想升级到哲学，中国人贡献出独特的、丰富而深邃的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和印度美学一道，形成了美学史上的三大类型和三大高峰。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西方文化率先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西方美学成为世界的主流美学。中国美学在与西方美学的互动中，一方面，奋发学西，迎头赶上，在全球对话的惊涛拍岸中，正进入主流；另一方面，重思绝学，再塑传统，返古开新，在古今对话的大浪淘沙里，方呈展新景。而作为世界美学主导者的西方美学，既在自身内在逻辑的推动下，又在与非西方美学(特别是中国美学和印度美学)的互动中，不断地直面现实、反思自己、提升境界，一变而否定柏拉图以来对美的本质的追求，二变而修正康德以来对无功利美感的定义，三变而重写黑格尔以来艺术方为本质之美的理论，最后在20世纪末开始成潮的生态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以及形式美理论中，激发了西方美学内部的大争论，展开了世界美学多方的新对话。在世界美学大变局的今天，本文重回美学的理论性质和历史演进，以期从中梳理世界美学可能的演进方向，并在这一过程中为在美学上建构中国学术话语做打基础的工作，“剖开顽石方知玉，淘尽泥沙始见金”(冯梦龙：《古今小说·张道陵七试赵升》)。

　　一、美：对文化的重要性和人的智慧的考验

　　从一百八十万年前砾石工具的产生，到一百四十万年前工具型手斧的产生，到几十万年前嵌有一块海菊蛤化石贝的阿舍利手斧出现，手斧作为美感物品已成西方学者的共识①。手斧的产生和美观化演进中内蕴着人类美感的产生和演进。后来地中海各文化的各类王杖，以及古欧洲文化的女神、克里特文化的女神、古希腊瓶画中的女神手握的双面斧，皆由之演进而来。在中国远古则有最初的工具“斤”，后来出现具有重要观念意义的“斧”，斧展开为作为巫王之“父”，巫王身体美饰之“甫”，与巫王之美相关的图案之“黼”，以及作为巫王权力象征之“钺”。从斤—斧—父—甫—黼—钺的体系性展开②，体现出中国远古美感的体系性展开。纵观世界历史，美和美感正是在从工具到仪式的多样而漫长的文化演进中产生出来并得以定型的。远古各文化中的仪式所包含的四大要素展现出人类美感在主要方面的演进：仪式地点内蕴着建筑美感的演进，仪式器物体现了礼器美感的演进，仪式中的人体呈现着装饰美感的演进，仪式中的活动表征了诗、乐、舞、剧等艺术美感的演进。

　　文字出现后，各类文化都有“美”字：处于原始社会的北美纳瓦霍人(Navajo)文字里有“hozho”，中国殷商甲骨文里有 ，希腊文里有“καλóζ”，希伯来文里有“yapha”，印度梵文中有“sundana”③……“美”字在各文化中不是一个孤立的词汇，而是关联着整套审美语汇的出现。如在中文里，“美”字，就其最初的起源讲，与羌姜族以“羊”为核心的整套观念相关：巫王身体的羊装饰，礼器中的羊图案，享品中的羊肉，羊角吹出的乐音……在远古族群的大融合里，羌姜族的“大羊为美”又与东西南北各族群各类美的观念融合，形成具有广泛内容和普遍意义的美的体系：包含“羊”的系列、“味”的系列、“大”的系列、“玉”的系列、器皿(礼器)的系列、“香”的系列、“乐”的系列、“文”的系列等方方面面的美学语汇群集。《说文》讲“美”“从羊”，美因而与带“羊”的系列语汇紧密关联，如：善、祥、義、儀、媄等；《说文》讲“美，甘也”，又讲“旨，美也”，美因而与由饮食而来的语汇内在相连，如：甘、旨、味、和等；《说文》讲“美”“从大”，因而“以大为美”的观念体现在一系列语汇之中，如：天、巫、王、士、君等；《说文》讲“玉，石之美”，因而几乎所有与玉相关的语汇，如碧、琼、瑶、琳、瑜、玟等，都与美相关联。《左传·成公二年》载孔子云“器以藏礼”，从彩陶到青铜的精美器物，如鼎、簋、尊、彝、盉、鬲、斝等构成了中国文化中美的系列之一。高诱注《吕氏春秋·审时》言“香，美也”。“香”的语汇群，馥、馨、芬、芳、苾等，以及有香气的物体，构成了中国文化中美的另一系列。乐是音之美，礼乐文化是上古中国文化的核心，与乐相关的语汇群，构成中国之美的又一方面。郑玄注《乐记·乐象篇》曰：“文犹美也。”“文”不但是诗词歌赋等文学之美，而且是宇宙之美的总称，日月星，天之文，山河动植，地之文，“天地之间，万物有条理而弗紊者，莫非文”(宋濂《曾助教文集序》)。“文”成为汇集了中文所表现出来的五彩缤纷的美的世界。因此，在中国文化中，自有文字以来，“美”字的产生以及可与“美”字互释的语汇群，呈现出中国文化特有的内容丰富的美的世界，内蕴着中国人心理中含茹深厚的美感意识。

　　中国文化如此，其他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看古希腊文与美相关的语汇，翻翻波特《古代希腊审美思想的起源》④，查印度文化中与美相关的语汇，读潘迪《印度美学》⑤，都有丰富的关于美的语汇呈现出来，都有丰富的美感意识展露出来。中国文化之美在两千年前就呈现出如上所述的丰富内容，以后又有更为丰富和璀璨的发展，令人惊叹。然而，中国古代却并没有形成西方型的美学学科。不单中国，世界所有的文化，除了西方文化，都没有出现西方的学科型美学。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美的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美的复杂性从如下三个命题中呈现出来：

　　命题一：这朵花是圆的。

　　命题二：这朵花是红的。

　　命题三：这朵花是美的。

　　这朵花的圆形是客观存在，谁若说花不圆，他肯定错了。这朵花的红色，在人眼构造与光的相互作用中，也是客观的，谁说不是红色，也肯定错了。但有人说花是美的，另一人说不美，前者却不能说后者错，顶多只能说他的审美观与自己不同。这里问题的实质在于，花之美，不在花之蕊、瓣、茎、叶，也不完全在于花之色、气、味、湿度、柔性，而是在于一种既在其中又超越它们的东西。一言以蔽之：花之美不在于花的客观物理性，从花中你找不到一种美的分子；花之美是一种既与花的物质形态相关，又不仅由其物质形态所决定的东西。因此，“这朵花是美的”与“这朵花是圆的”“这朵花是红的”在本质上不同，而这不同造成了从理论上解说美的巨大困难。正是因这一困难，美学成为对人类智慧的考验。

　　我们看到，在西方哲学史上，一些最伟大的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杜威、德里达等，在完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之后，都要来讲讲美学。其心理动机之一，就是想检验一下自己能达到什么样的智慧高度。就全世界的范围看，在如何克服这一困难而达到理论的圆成上，不同文化产生了根本的理路分歧。西方文化是从“实”的方面去总结事物之美，产生了学科型美学；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以及其他一些文化是以“虚”的方式去理解事物之美，从而产生了非学科型美学。在“虚”的非学科型美学中，各个文化又有质的区别，构成了世界美学的千姿百态。下文将选取世界上发展得最充分的三大美学，即西方美学、中国美学、印度美学进行比较，以展示世界美学的基本形态。西方的“实”的学科型美学与众多非西方的“虚”的非学科型美学，形成大的对照。只要把中西印三大美学进行比较，其各自的特点就会凸显出来，呈现为西方以“实”为基础的实体美学、印度以“幻”为基础的空幻美学、中国以“气”为基础的虚实相生美学。以这三大文化不同的美学为基础，世界美学的基本面貌就会呈现出来，宛如《老子》讲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