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柳宗元的文章取法广博，转益多师，司马迁之文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渊源之一。柳宗元曾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等文中坦承过对司马迁的推崇，而他的传记文更是深受《史记》的影响。

　　《史记》开我国纪传体通史之先河，书中不仅记录了天子诸侯的是非功过，也肯定了普通百姓的人性光辉。例如，《游侠列传》中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人的廉洁退让；《刺客列传》中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人的扶危济困；《滑稽列传》中淳于髡、优孟、优旃等人的机敏上谏。柳宗元写过多篇人物传记，分别为《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梓人传》《李赤传》《曹文洽韦道安传》《刘叟传》《河间传》。除《曹文洽韦道安传》亡佚外，传世的几篇都是以普通百姓为主角，赞扬了他们优良的品德。例如，宋清传》中的药材商人宋清急人所难、救助贫苦百姓；《种树郭橐驼传》中的老农郭橐驼借植树来阐发为官治民的道理；《童区寄传》中的放牛娃区寄，巧使计谋为民除害。在为普通百姓立传颂扬方面，正史中未有可与史记》比肩者；而在士大夫之中，也罕有人超过柳宗元。

　　“太史公曰”见于《史记》的每篇文末，是司马迁对所记人物的评述。在记录历史之外，抒发史官的见解，是司马迁著写史书的一大创获。柳宗元受此启发，也常在文中或文末进行评述，甚至仿司马迁而作“柳先生曰”或“余曰”，抒发自己对时政和世态人情的褒贬。例如，《河间传》借“柳先生曰”评论君臣关系；《李赤传》借“柳先生曰”慨叹社会不公；《梓人传》则是借“余曰”建言宰辅治国。

　　司马迁因为李陵之祸而受宫刑。亲身经历过酷刑的他，在《绛侯周勃世家》《酷吏列传》中对当时的刑狱有着逼真的描述。柳宗元在写传记文时也会结合自身经历。例如，他曾在《宋清传》中感慨自身被贬谪后所感受到的世态炎凉。清人沈德潜评其文曰：“以一‘市’字发出无限感慨，后段如太史公愤激于亲戚交游莫救视也。”与沈德潜同时代的章学诚也说：“柳子激赏宋清，悲穷途之无与援也。”

　　司马迁文章的“洁”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擅长撷取典型事件或细节以突出人物的个性，二是文辞追求精练简洁。柳宗元对此不仅忖度揣摩，更在创作中加以实践运用，后代评论家大都肯定了柳宗元文章的这一特点。例如， 对于《童区寄传》，沈德潜赞其“简老明快，字字飞鸣”；明末清初孙琮称其“即语史法，得龙门之神”。再如《梓人传》，明人何乔新论其“叙事峻洁”；明末清初吕留良则谓其“间架峻整，文势跌宕，造语精警，可谓尽善”。

　　柳宗元倾心于先秦两汉古文。司马迁的《史记》作为最优秀的传记巨著，自然成为柳宗元传记文的摹写范本。司马迁受腐刑之后倾注全力写作《史记》，而柳宗元在遭贬谪的14年里常常借诗文来抒发愤懑之情，两人皆是不平则鸣，文章也多有相似之处。对《史记》的推崇及规摹，不仅使柳宗元获取了很多写作上的技巧，更让他的传记文成为《史记》之后的中国传记文学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