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剧是岭南第一大剧种，2006年入选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粤剧不仅在我国具有重要的文化影响，随着数以万计的粤人走向海外，也成为中国地域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代表之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气候温润、物产丰沛的岭南沃土，孕育了兼容并蓄的岭南人民和包容开放的岭南文化。这一点，在粤剧传统文化中，特别在粤剧的综合性多曲体结构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粤剧《花月影》演出剧照        作者/供图

　　开放的营商环境

　　明清时期，大量“外江”商帮来粤进行贸易。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广州“一口通商”之后，“外江”商帮入粤更加频繁。俗言道“商路即戏路”。从戏曲剧种的传播与流布来看，商业贸易往往是戏曲传播走向的重要原因，或者说是核心动力。

　　从商帮地缘与剧种曲体的对应关系来看，出自“梆子腔”剧种区的商帮在明清时期入粤贸易繁盛。《佛山忠义乡志》有载，山陕商帮在佛山开设“商行192家，在升平街建有山陕会馆、西货行会，又在西边头建有山陕福地”。这一时期，出自“二黄腔”剧种区的商帮同样入粤贸易繁盛。据明崇祯年间《清江县志》记载：“（江右商帮）俗多商贾，或弃妻子徒步数千里，甚有家于外者，粤、吴、滇、黔，无不至焉。”

　　此外，来自太湖的洞庭商帮与明清时期最发达的“苏松常嘉湖”五府毗邻，域内水系通道发达，加之与长江、京杭大运河相连，洞庭商人从万历年间开始走向全国，并到广东进行贸易。如清人王维德《林屋民风》收录了明嘉靖壬戌状元申时行为东山大贾翁笾的撰文，称其“往来荆襄、建邺、闽粤间……海内有‘翁百万’之称”。

　　同时，与粤接壤的福建商帮，也在广州“十三行”的贸易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如《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有载：“（1732年）洋行共有一十七家，惟闽人陈汀官、陈寿官、黎关官三行，任其垄断，霸占生理。内有六行系陈汀官等亲族所开，现在共有九行，其余卖货行店，尚有数十余家，倘非钻营汀官等门下，丝毫不能销售。凡卖货物与洋商，必先尽九家卖完，方准别家交易。”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岭南开放的营商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商帮入粤进行经贸活动。各大商帮纷纷入粤贸易，势必推动、加强或直接带来各大商帮属地的剧种、戏班、曲体、唱腔的入粤。

　　包容的文化氛围

　　包容的文化氛围势必最大限度地吸收优秀的“外江”文化，并将其“为我所用”。

　　虽然清代以前广东地区就有外来剧种及本地戏，但大都零散，未形成足以萌生新剧种（粤剧）的土壤。

　　在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中有大量的钟、鼓、瑟、磬、钲等礼乐用器，且出土有“官伎”二字的瓦当。由此证明，早在秦汉时期，粤地就已有官方职业艺人存在。唐《太平广记》载：“（贞元年间）时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集百戏于开元寺。”这表明唐代粤地已有繁盛的戏剧演出。宋《续资治通鉴》载：“上元燃灯，有报蕃市火者，少连方燕客，作优戏，士女聚观以万计，其僚请罢燕，少连曰‘救火不有官乎？’作乐如故。”由此可见，其时粤地民众对“优戏”的痴迷。1958年，在汕头地区出土的手抄演出本《蔡伯喈琵琶记》，其“已本”第一页纸背上写有“嘉靖”二字，第二页装订线处有“明”字。由此可证，明嘉靖以前广东地区已有南戏上演。南戏是最早进入广东的戏曲剧种，这一点毋庸置疑，且从现存粤剧中的众多剧目和唱腔曲牌中，也可以轻易发现南戏的踪迹。但粤剧形成“综合性多曲体”结构，还是在广州“一口通商”之后。

　　商帮在广州寄住期间，商人们手握重金，又处在广州这一繁华之地，买曲听唱以作消遣便成自然。而由于入粤商帮来自于不同的地区，寄住广州时必多爱听家乡戏班唱戏。因此，这一时期，徽剧戏班、昆剧戏班、梆子戏班、湘剧戏班、祁剧戏班、赣剧戏班、桂剧戏班、汉剧戏班等，大举入粤。

　　另外，根据广州“外江梨园会馆”所存从乾隆二十七年（1762）所立“建造会馆”始，直至光绪十二年（1886）所立“重修梨园会馆”止的12块碑记中的文字记载可知，120余年间，基于广州包容的文化氛围，140余个外江戏班陆续将江南曲牌腔、山陕梆子腔、徽汉二黄腔等带到了珠江两岸，并与粤地的木鱼、龙舟、南音、河调等“粤地说唱”相互糅合，再经过100余年粤剧先伶们的优化、传承和发展，最终形成当今粤剧。粤剧以曲牌腔、梆子腔、二黄腔（正线二黄、反线二黄、乙反二黄）、粤地说唱腔（木鱼、龙舟、河调、南音）四大曲体结构为主体，形成独具特点的调式结构、板式结构、腔式结构、词格结构、腔格结构、韵格结构等。

　　中山大学教授黄天骥将岭南文化的精髓定义为“生猛与淡定”，“生猛”即为“开放”，内心坚强、不惧外来；“淡定”即为“包容”，海纳百川、为我所用。正是明清以来岭南开放的营商环境和包容的文化氛围，才孕育了独具魅力的粤剧文化遗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改进设计研究”（17ZDA168）、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岭南文化项目“粤剧曲体结构及其声腔形态研究”（GD20LN2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