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说：一个城市与人相似，各有不同的品格。谈及一个地方或一座城市，大抵离不开其自然山水与历史人文。在中国美学传统里，自然是人化的自然，属于审美文化范畴，无论高山流水，抑或长河落日。因此，在人文地理学意义上，任何一个地名地域，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物理概念，而是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 

　　历史上的梅州，自南朝南齐时建制，至清嘉庆十七年（1812）升格嘉应州为嘉应府，其间除了疆域略有变动，一度称为义安县、敬州等外，此中有1000多年均称为程乡，为了纪念被邑人尊奉为“客家先贤第一人”的程旼。程旼“信义著于乡里”，“以德化人”，千百年来，在粤东客家民间，已沉淀为一种文化象征、一个文化符号。清雍正十一年（1733），时任广东代理总督的鄂弥达奏请朝廷将程乡县升格为直隶嘉应州。从方志史料看，鄂弥达的奏疏并不夸张，清代是客家梅州地区人文最盛的时期。据统计，科举时代梅州的进士近300人，其中80%集中在清代。据《光绪嘉应州志》记载：清嘉庆二十年（1815），嘉应州属考秀才的童生有万余人。 

　　文化名片，是经过漫长人类社会历史的洗涤所沉淀的精华，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精神产品中最具代表性的象征。关于客家文化，笔者认为，在岭南三大民系中，“客家”被称为汉民族中的“吉普赛”；相对于位居邻海平原的潮汕民系、坐拥肥沃三角洲的广府民系，客家民系就没那么得天独厚了，他们大都盘踞在山区丘陵乃至层峦叠嶂之中。然而，恰是这一方灵山秀水，孕育了岭南三大民系文化重要组成的客家文化。如果要问梅州的文化意象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不假思索地说客家文化。如果要进一步追问这一文化意象的魅力何在，我相信散落其中有着不可替代意义的自然生态、历史遗迹、风俗事象及杰出贤达与曲艺奇观等一张张独具特色的文化名片，对很多人来说都不陌生。正是这一张张文化名片，绘就了客都梅州的文化意象世界。 

　　在梅州，可以看到融自然生态与客家文化元素于一体的雁南飞，汇聚了天然与神奇、丹霞地貌与人文古迹的五指石；看到由国际自然医学会、世界长寿乡科学认证委员会正式授予的世界长寿乡；看到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见证中国移民历史的中国移民纪念广场，流传着“一腹三翰林”故事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百侯古镇，横跨历史上嘉应州河两岸、堪称梅州城区地标的梅江桥；看到被中外建筑学界称为中国五大特色民居建筑之一的客家围龙屋；《诗经》十五国风遗韵，与客家梅州的地理环境相融的客家山歌，被誉为“南国牡丹”的“外江戏”广东汉剧；等等。诸如这些独具魅力的文化名片，还可以列举出很多，如被称为我国客家地区规格最高的“重檐歇山顶”式书院建筑东山书院，带着客家先民迁徙历史记忆的客家娘酒，素有“九汤十八礤”之称的丰顺温泉，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和广泛群众基础的版画之乡，旨在弘扬客商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的世界客商大会…… 

　　记得近十年前，在中国客家博物馆落成开馆的访谈中，笔者曾谈及这一公共文化建筑于客家民系及其文化的意义：博物馆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文化“缩略图”。我认为，客家博物馆犹如一部沉甸甸的大书，生动形象地记载着千年客家筚路蓝缕的历史，以及在辗转迁徙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族群文化：刚毅而不失天地人的圆融和谐。客家博物馆是对文化梅州建设的一次品质性提升，同时是对作为历史与文化“客家”的大气魄挽留。我这里用“挽留”而不是“保留”，或许更能够表达出在现代化与全球化浪潮滚涌的今天，文化建设决策者对“客家”的特别感情。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只有每种文化或每个社会在孤立状态下生存、发展，多样性才可能是真的。这话当然是偏颇的，但它也从侧面说明民族或民系的交往与发展不能以丧失“自我”为代价，强调民族或民系之间要保持“区别性差异”。我们一方面希望客家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希望世界认识客家、了解客家。在这一过程中，“区别性差异”显得特别重要。也许有一天，我们脚下的这座城市与其他城市在外表上已不再有很大区别，但走进围龙屋、走进客家博物馆，人们还是可以清晰地确认这座城市的“客家”身份与品格。如今，客家博物馆经岁月打磨已成了梅州的一张文化名片。 

　　从历史上的程乡县到今天的梅州，从荒蛮之地到“文化之乡”，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具有“区别性差异”的地域（民系）文化，已成为梅州独具魅力的文化名片。提炼和凸显这一文化名片，既是对梅州客家特色文化的彰显，也是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了解历史与人文深处的梅州。 

　　（作者单位：嘉应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