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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文化自信的理论与实践 ——“思想引领未来”广州学习沙龙系列活动第三季第六场举行
2018年12月24日 10: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12月7日,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暨南大学广州城市精神与城市形象研究基地、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广州市创意经济促进会协办的“坚定文化自信的理论与实践”广州学习沙龙系列活动第三季第六场在广州市社科联会议室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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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日,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暨南大学广州城市精神与城市形象研究基地、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广州市创意经济促进会协办的“坚定文化自信的理论与实践”广州学习沙龙系列活动第三季第六场在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会议室举行。市社科联副主席郭德焱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山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越秀区北京路文化核心区管委会等单位专家学者,广州市社科联部分干部、媒体代表4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程京武教授主持。 

    

文化自信的历史语境及新时代意义 

 暨南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广东省作协主席  蒋述卓

  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  李石 

蒋述卓

  从历史维度看,文化自信牵涉到百年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碰撞过程中复杂的心态变化。而从现实语境来看,文化自信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重要基础。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涉及深刻的历史发展语境。19世纪以来,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以科学技术和工业化体系崛起的西方文明的强大挑战。以至于在“五四”时期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文化论战中,排斥和贬低中国传统文化,追随和崇拜西方文化的观念占了上风。这种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热潮和文化热期间再次出现,甚至产生了跟随西方、以西方为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而这归根到底都是对自身历史文化不自觉和不自信所导致的。 

  “五四”时期中西方文化优劣的论争,也说明“文化自觉”意识从那时候就开始产生。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并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来具体阐释文化自觉的内涵。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意识觉醒的重要契机,知识界也重新认识并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讨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 

  这既充分地酝酿了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同时更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切实的历史语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坚定文化自信,既要看到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又要看到其在不同时代的变化。中国传统文化要获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要直面现代化的挑战,在加强对世界文化的学习和了解的同时,通过文化创造对传统文化进行更新与转换。 

  2016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化自信的六个“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有学者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对六个“更”进行区分,“更广泛”突出了文化自信在空间上的广泛性与普遍性,而“更持久”则突出了文化自信在时间上的传承性与历史性。这种区分有其合理之处。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论述中的六个“更”,彰显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超越性价值。这种超越性价值,正好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来谈。 

  从时间层面来看,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文化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从世界文明史看,中华文明是唯一流传至今且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在五千多年历史中,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中华文明也是在与其他文明的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了自身的独特性。认识到中华文明的独特性,是文化自信的必要前提。从空间层面看,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强调了中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广泛凝聚力与号召力。习近平总书记充分重视文艺凝聚人心的功能,提出了“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的“两个重要”论点,强调了党的领导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意义。因此,对文化自信的建构,还要将其落实到具体的文艺阵地建设、文艺人才队伍的培养、文艺战线及组织向心力的增强等文艺制度建设上,让文艺起到凝聚人心的政治作用。 

  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四个自信”之间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列关系。之所以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走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中国道路”。40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法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坚持中国道路提供了自信的底气,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挑战。因此,如何增强文化自信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也就成为了新时代的重要课题。 

  从对内维度来看,坚定文化自信,要落实到文艺创造,通过文艺创作来呈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坚定文化自信,要在具体的文艺作品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作出具有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审美的优秀文艺作品,以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从对外维度来看,坚定文化自信,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不断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为中华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坚定文化自信,加强文艺输出,扩大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度与认可度,既能够在国际竞争中为中国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舆论环境与氛围,也能够最大程度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助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南方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文化部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教授  李凤亮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直观反映是一个民族的自豪感,具体则表现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

  2018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坚定文化自信,因为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文化产业才能找到正确的定位和方向,赢得有效的市场和消费,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才能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全球塑造紧密联系起来,也才不会在市场的大潮中迷失方向,才能纠正一个时期文化产业中出现的“产业发展了,而文化不见了;科技增强了,而文化削弱了;小我凸显了,而大我迷失了”等悖离文化发展初衷的怪现象。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助于强化文化自信。文化的最高境界是价值观的传递。如何传递中国声音,打造具有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话语体系,是当前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摆在我国面前的重要任务。如同《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的作者弗雷德里克·马特尔所指出的,“文化战争每天都在发生”,“一笔巨大的文化交易背后都隐藏着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讲,坚定文化自信,不应只停留在口头上的倡议,而应落实于行动上的自觉。尤其是对于从事文化产业生产和服务的文化企业来讲,更应强化文化自觉,将坚定文化自信这一社会效益与提高文化生产效率这一市场效益有机地统一起来。 

  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满足群众文化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文化产业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目前仍然较为突出。从全国来讲,中西部文化资源丰富,但新型文化业态发展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观念落后、业态陈旧、融资乏力、政策不足等问题亟需解决,文化竞争力不足,影响了中西部地区的文化消费。这些都需要通过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均衡发展来进一步解决。 

  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提升国家和地方文化形象。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8800美元。但文化建设和全球形象塑造的进程却慢于经济发展。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强大的文化根基和强劲的文化发展势头,但目前还只是一个文化大国而不是一个文化强国,文化软实力的表现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仍然不相称。这方面,应该有效借鉴发达国家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经验,以有力推动文化产业从规模发展向质量发展、从低端供给向高端供给、从囿于一地向辐射全球转变,让中国形象、中国价值、中国立场通过文化产品,潜移默化地走进国外民众的日常生活,有效浸润到他们的内心世界。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途径。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走开放创新之路,是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定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径。 

  一是要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使其进入当代文化的内容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我们既要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又要用时代精神推动中华文化现代化。例如,面对精美绝伦的中华艺术瑰宝,深圳雅昌集团就探索出了独特的“印刷+互联网+IT技术服务”商业模式,用现代科技手段激活了的庞大的艺术精品数据库,用产品和服务征服全球,发出“中国声音”。 

  二是要传承和创新传统艺术的表现和传播形式,使其与当代文化有效嫁接。文化传播不能拘泥于政治宣传和道德说教,而要更新思维,以跨界融合和喜闻乐见的流行样式去抓住年轻一代。例如,《我在故宫修文物》一经播出就吸引了大量“90后”观众,过去文物修复师面临传承难题,如今却因为一部纪录片吸引了几万年轻人报名。 

  三是要坚持开放式发展论的文化观,以高质量文化供给为文化自信提供有力支撑。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表明,只有坚持开放创新,包容发展,才能够推动文明不断进步。中华文明作为历史悠久且在不断发展的文明形态,已经有力地证明了一种开放式发展论的文明观、文化观的重要性。我们要进一步坚持这一观点,针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推动供给侧改革,逐步消除文化领域的“僵尸供给”、无效供给、低端供给、过剩供给,以高质量的文化供给支撑文化自信的实现与表达。 

  总之,坚定文化自信,既要保持“大国风范”,也要有“开放格局”;既要立足国内,也要保持与世界接轨。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通过弘扬创新文化,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讲好每一个中国故事,让世界倾听中国的声音。 

    

    

  文化自信与当代文论话语的学理建构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 坤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综合国力得到极大增强,国际地位得到极大提高。因此,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环境中,建设与大国身份、强国身份相匹配的中华民族文化,正日益紧迫地成为当代中国的历史使命。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怎样建设、如何发展当代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重大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统而深刻地阐述了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中,要秉承文化自信的信念,扎扎实实地把文化自信落实到具体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上。结合具体的文艺学学科建设来说,文化自信对文论建设至少具有两大学理启示。 

  从西方中心论转向西方特色论 

  文论话语建构中的学理,通俗地说,就是对研究过程具有思维导向作用的思想“导航仪”:在文论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思想与思维总会或显或隐地遵循特定的原理、法则;总会或明或暗地围绕特定的起点、中轴;总会有意或无意地学习特定的榜样、惯例。文论话语的建构,固然与诸多关键词以及核心概念范畴直接相关,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受制于学理。 

  一段时间以来,“失语症”“强制阐释”等话题,成为文论界的大热点。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包蕴着的“西方中心论”影响,恐怕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仅仅就事论事式地对文论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进行批评,容易陷入“批而不作”、站在原地高喊口号的局面。时下文论界所追求的,是针锋相对地提出足以取而代之的相应关键词、概念范畴之类,从而做到以我们自己建构的文论话语为中心。尽管做到这一点并不易,但这一目标必将实现。 

  当然,在追求或保持文化民族化的过程中,已经不可能存在一味“纯净的”民族文化空间了;也就是说,已经不可能将外来元素从我们自己的文论话语中干净彻底地剔除出去。因此,真正切合实际的追求目标,是建立一种学理自信:学习西方文论,但不盲从西方文论,更不排斥西方文论,而是把西方文论当做一种特色鲜明的文论话语体系来看待,坦然淡定地进入中西文论彼此交流互鉴,共同发展的境界。 

  从理论角度看,无论国际关系还是价值观念,“西方中心论”其实都源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该法则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并且已经内化为文明构成元素。认识不到这一点,尤其是避免不了这一点,国际社会中的利害关系博弈和价值观念博弈,就会在以新的中心代替现有中心的“丛林法则”轨道上无限循环下去。 

  如何能够抗衡并超越“丛林法则”支配下的西方中心论?在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明的影响力总是处于变动之中,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明的特色却能够长久不变。这就说明,对人类文明共同体各组成部分来说,高下的区别只是暂时的,特色的价值则是永恒的。所以,在人类文明共同体内,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有足够的理由按照自己的思路来独立发展,大可充满自信地建构自己的特色文明;向当下影响力更大一些的文明学习理所应当,以与之“靠齐”为目标则大可不必。 

  从提倡“交流互鉴”转向自觉“交流互鉴”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是本民族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中华文明既从外来文明中汲取了大量养分,更对人类文明做出了不朽贡献,时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和而不同”思想,追求和谐与多样性的统一,堪称人类文明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原则。 

  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是各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华文明就是以汉文化为基础的56个民族和谐共处的文明共同体。在中华文化范围内,多民族和谐共处的文化已经形成,时至今日,56个民族各自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色,13亿多人口和谐凝聚成为一个现代强国,不同民族的人民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上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彼此尊重各自的文化特色和信仰。这种多民族文化的包容统一,显示出中华文化多样和开放的深厚底蕴,更是创造出人类文明共同体理念的坚实基础。 

  在各民族文明进程中,“和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既是自然发生的,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人类文明共同体理念,是对这种自然和必然的精到概括和总结。历史早已证明,凡是刻意自我封闭、抵触与其他文明交流沟通、拒绝学习借鉴外来文明的国家,迟早都会落伍、遭受奴役甚至消亡。同时更要看到,任何文明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面前,其实是很难拒绝外来文明影响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在生产和消费已经世界化的时代,“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 

  从当代文论发展过程看,以往论及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和而不同”思想时、强调文明发展过程中交流互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总是蕴含着阐释、辩解、呼吁、提倡之意。文化自信理念带来了学理上的根本变化:使这种外在要求转化为各民族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自觉。也就是说,文化自信为“和而不同”、交流互鉴进入全新的自觉时代,提供了学理依据。 

  当下尤其需要注重的是,文化自信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基础上的,是建立在“两创”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不仅要自觉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对任何外来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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