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它对于我们认识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和上万年的人类史前文明史，参考、印证、丰富和完善有文字记载以后的文明史，都具有重要意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一百年来，中国考古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扎根中国本土实践，借鉴国外学术资源，不断开拓创新，取得一系列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

　　一百年来的中国考古学成就，值得从学科发展史和学科基础理论建设的角度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反思。然而总的看来，在一百年的发展史上，除了20世纪50—80年代以夏鼐、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考古学人比较自觉地提出构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建设“考古学类型学”等学科理论的设想之外，更多学者将注意力集中于田野发掘和资料阐释，对理论总结重视不够。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考古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他强调：“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包括探讨符合历史实际的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的认定标准，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回应学术界呼声，推动考古学界强化考古学理论探索，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紧扣《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度重点选题构想，组织策划了“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特色、风格与气派”专题。本专题组织专家从六个方面，重点围绕唯物史观与中国考古学、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中外考古学的关系、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的异同等话题，从学术史角度系统讨论了百年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阶段、发展历程，以及中国考古学的内涵、特质、发展前景，比较全面地回答了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特色、风格与气派问题。

　　本组文章的基本结论是：经过一百年的不懈努力，中国考古学不仅在发掘和阐释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而且形成了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鲜明特色、风格与气派，从而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考古学三大体系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具言之，（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化方向，是当代中国考古学区别于西方考古学的根本标志，也是中国考古学的基本特色；（2）强调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有机结合，坚持立足本土实践，扎根中国经验的同时，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借鉴和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是中国考古学的基本风格；（3）着力于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致力于同世界其他各国考古学展开平等对话，是中国考古学的气派。具体情况如下：

　　一、《历史唯物论与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作者余西云，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教授。作者认为，历史唯物论从20世纪初传入中国，逐步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潮。中国考古学依托历史唯物论进行社会历史重建，首先采用五种社会形态说，也接触过柴尔德理解的历史唯物论，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完成向中国考古学界理解的历史唯物论嬗变，开启实事求是的社会历史重建之路，形成考古学中国学派。考古学中国学派秉持实事求是的实证传统，强调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在考古实践和考古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科研创新和理论创新。与这样的学术使命相关联，考古学中国学派强调考古学文化研究、文化区域和文化谱系研究，揭示中国文明及区域文化特色，阐释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独特道路。

　　二、《中国考古学派：马克思主义类型学》，汤惠生，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的国际标签，同时也是中国考古学家们自我认同的标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历史学界便积极主动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五四以后新时代的思想主流，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更是中国考古学体系赖以建立的支柱。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从最初的指导古史分期到学科体系的创建、实践和成熟等一系列过程，在100年的发展和70多年三代考古人的努力之后，学术体系已经形成，研究范式正在完善，这就是旨在透物见人的以寻找器物发展规律和器物演变逻辑关系为特征的类型学研究，并以此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

　　三、《考古学文化阐释的理论与实践》，作者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文章认为，无论是从内涵还是外延来看，考古学文化都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而至少就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研究而言，考古学文化与不同层次的族群大体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这正是中国考古学尤其是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考古学一直以来十分重视考古学文化研究，将其作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谱系脉络基本方法的主要原因。考古学文化研究因此也成为中国特色考古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如果不承认考古学文化的客观性及其与族群对应的可能性，就等于基本否定了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意义。考古学文化和文献记载中族群的关系错综复杂，需要不断完善考古学文化谱系，深入梳理和辨析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传承中的古史资料，并结合DNA、语言学、民族志等方面的信息，综合考量，慎重推论。

　　四、《范式变化与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发展》，作者陈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自科学考古学传入中国以来，“考古学文化”一直是我国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并被作为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关键概念来讨论。考古学文化概念的主要作用，是用类型学方法对出土材料进行时空安排，将杂乱无章的物质文化整理得井然有序。但是，它因孤立和静态方式处理考古材料的特点，妨碍了考古学家从动态和人类行为角度来重建历史的努力。目前，我国科技考古的超前和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滞后，使得科技手段与文化分析难以契合，在历史重建的许多关键问题上力不从心。因此，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需要从理论方法上加以更新，赋予考古学文化以功能、系统和过程的新内涵，以便深入了解物质文化在古代社会中的作用，进而探索古代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迁，并对社会发展的动因做出理论的阐释。当代考古学已经成为一门时间上纵贯古今、空间上覆盖全球的世界性学科，中国考古学只有放到世界背景中才能体现它的民族性。这需要我们融入世界学术，贡献世界学术，从而彰显自己的研究实力。

　　五、《历史考古的“考古学文化”阐释》，第一作者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第二作者韩国河，郑州大学教授。文章认为，中国特色考古学研究基础，是不同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准确定位、解读。通过多学科、跨学科、多层次、全方位的与之相应社会形态的考古学文化综合研究，阐释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揭示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个人和群体的认同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如何发展、为什么这样发展及对当前与未来中国的启示与影响。根据中国考古学的学术研究定位，中国考古学文化阐释理论与方法必须与其科学研究内容相适应。

　　六、《以考古学构建中国上古史》，作者徐良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文章讨论了作为广义历史学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各自特色及彼此之间的关系，提出尽管古代文献记载在考古学阐释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对于文献记载缺乏的史前时代和文献记载内容真实性与准确性充满争议的原史时代历史构建，我们必须认清并摆脱传统的“证经补史”思维方式，以考古学为本位，同时结合可信度和准确性经过严格论证的文献史料、人类学与其他多学科成果，走“考古写史”的道路，才能构建科学的中国上古史。

　　本组文章的外审专家对本组稿件的总体策划思路，以及每篇稿件的选题价值和创新性给予高度肯定。外审意见一致认为，该组文章在选题上具有前沿性、时代性、发展性，对于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该组论文中的部分文章理论阐释深入，论证透切，显示了深厚的学术修养及理论功底，对于促进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建树有重要意义。

　　本组选题从开始组织到完成，前后历时将近一年，写作过程中多次与作者就选题等问题进行沟通。总体而言，本组选题从不同角度回顾了中国考古学一百年来的发展历程，总结了中国考古学在学科发展和理论建构方面取得的成就，对学科发展前景作了展望，对于加快构建考古学三大体系建设，对于推动考古学界增强理论自觉，更好开展相关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由于学科背景、学术专长不尽相同，各篇文章之间论述重点各有不同，观点互有差异甚至交锋，但总体体现了中国考古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呈现出的多样性和生命力。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有赖于更多具有思想性、深刻性、前瞻性的理论反思，我们希望以本组专题文章的刊发为契机，引导更多学者加入到相关话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