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中国学研究是指国内学界对国外有关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成果的再研究,也称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国学与延续数百年历史的国外汉学,有联系又有所区别。汉学偏重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而二战后出现的中国学,以研究现实中国问题为主。由此,国内学者对国外相关研究情况的收集和分析也随之开始。然而,真正称得上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国外研究中国的情况做学术分析还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改革开放以来,则进入大幅度、快速、全面发展时期。回看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外中国学研究的情况,大体可分四个阶段:初始阶段(1949—1966)、沉寂阶段(1966—1976)、勃兴阶段(1976—1999)、发展阶段(2000年新世纪至今)。

　　众所周知,经历冷战兴起到结束、从世界“两霸”到多极等不同的历史阶段,外界越来越关注新中国的热点。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国外对于中国关注的侧重点由对中国近代社会和民主革命时期的研究,逐渐向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特别是向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研究转移和集中,出版了大量有相当影响力的文献资料和研究专著。近40年来,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研究的客观性比例逐步增强。另一方面,国内学界追踪外部研究动态、译介著作和资讯、评析典型观点、开展专项研究,预判国外中国学发展趋势,中国学界一直密切关注国外中国研究的最新动态,研究任务也越来越繁重。梳理好70年间国际中国学界的研究情况和国内学界开展中国学研究的进程,厘清其中的变与不变,对规划新时代的中国学研究工作有非常积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随着形势和多种因素的变化,21世纪以来的海外中国学,面向世界,时风所趋,呈现出新的发展状况和趋势。

　　一、中国学在世界范围发展中悄然变化

　　随着中国国家整体实力的持续快速提升和基础性研究条件的改变,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程度也随之发生着变化。主要变化有:

　　(一)研究的地域呈扩大态势。传统意义上美、俄、日三国居研究主导地位的研究优势开始被逐渐突破,欧洲、亚洲、美洲、澳洲、非洲等国家和地区正在陆续加入。

　　(二)参与研究的成分趋向多元。国际中国学研究过去以学界、政界、外交界为主,现在则扩大为商界、新闻界、军界、自然科学界等多领域的涉入。

　　(三)研究领域间的界线在弱化。时下的国际中国学呈现出史论与时评、学术性研究与通俗性报道并存的状况。

　　(四)跨界研究的趋势日益凸显。自上世纪90年代末,跨国界、跨学科的合作与交流趋势仍在持续走高,众多领域、不同行业和部门商议一个主题的会议逐渐增多起来,超过了单一范畴议事的作用及效果。

　　(五)研究队伍正逐步实现代际交替和角色转变。冷战时期著名的中国学家施拉姆、迈斯纳、竹内实、季塔连科等学者陆续谢世;秉承编年体和断代史编撰体例、主要按历史沿革研究中国的“中国通”们,将与涌现在某个领域、某个学科专门研究现实中国问题的中青年学者并驾齐驱;智库和高校研究所的角色和功能在转换与调整,智库对所在国政府起的作用在逐渐增加。

　　(六)工具和手段更新。随着研究信息通道愈加便捷,传统意义上文献信息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成果的传播方式受到大数据、互联网等新媒体新手段影响,便利了全球范围中国学界的交流与协作,研究工具和手段日益更新。

　　总之,这些看似表象性的变化,实际上影响着中国学界、甚至非专业领域的一般外国人对中国的关注兴趣、发声度和印象。

　　二、中国学在悄然变化里的不变

　　面对21世纪以来海外中国学的新情况、新视角和新趋势,我们对其研究也将担负着与以往所不同的责任和任务。梳理这些变化时,需要看透其中的本质性问题,保持学术研究的冷静,提出有益的对应举措。

　　第一,学术研究关注中国的目的没有变

　　中国学之变与不变都是相对的。外国人关注中国,研究中国,有不同的目的。有政治的,有学术的,也有出于好奇心和旅游需要的。就中国学而言,其研究中国的出发点始终未变,即以维护本国国家利益、以服务现实需要和制定本国对华政策为政治目的,与所在国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几个基本点和国际战略和世界格局的影响密切相关,这样的出发点在当下依旧没有改变。而俄罗斯和前东欧地区的一些学者,则从反思、汲取历史教训的角度,研究和借鉴中国的改革发展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国家发展成就给予肯定,目的也是从本国发展的切身利益出发的。广大亚非拉美国家在保持与中国传统友谊的同时研究当代中国,认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愿意参与到合作共赢之中。

　　第二,严谨治学的传统没有变

　　重视原始档案的收集和整理,适时调整学术研究的范式,这样的学术态度和做法,国外学者始终没有变。由此,才有可能在21世纪继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新人。一些秉持严谨态度的学术机构和个人,70多年间始终重视对中国文本文献的收集、编译和整理,这是学术界研究中国极为突出的特色和优点,其中以日本、美国对毛泽东著作的编译出版最多。苏东剧变后,俄罗斯和德国联合整理出版了共产国际、联共(布)有关中国革命的系列档案集,具有极高的研究和利用价值。傅高义等人在改革开放后加大了到中国调研采访的力度,撰写《邓小平时代》等著作,一定程度起到了扭转外国人对当代中国认识思路的作用。

　　另一方面,即使今天的交流条件便利了很多,相对而言,支撑他们研究的一手资料仍很有限,也就影响着其研究成果的客观和准确,并由此得出一些不切合中国国情与实际的结论。有非洲国家的学者自言,对今日中国的了解至少差了30年。因此,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及其发展,也就成为一些相关主题的高层论坛吸引世界顶尖级学者参会的原因之一。此外,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意识形态、研究经历等局限而得出偏颇结论的情况也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