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对国外中国学的再研究予以全面回顾，重点阐述了该学术领域的研究对象、问题意识与知识立场，并对该领域相对成熟的研究进路进行总结归纳。对国外中国学予以译介和再研究，其问题意识根源于学术界面对现代性冲击所作出的反应，对国外中国学所采取的学习立场或批判立场则出自于不同情境下的对现代性产生的忧患意识。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进路归结起来有文献学、学术史、知识社会学和比较文学四种，对国外中国学的知识客观性采取不同立场可能引向不同的研究进路。前两种进路更偏向于对国外中国学的知识予以历史的考察，后两种进路则更倾向于进行批判性分析。

　　关键词：国外中国学研究 问题意识 知识立场 研究进路

　　作者信息：唐磊，1977年生，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副研究员，10073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智库中国研究数据库及专题研究”(14ZDB163)以及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美国的中国观及其历史成因”( 18BGJ045) 的阶段性成果。

　　国外中国学，最笼统的理解就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中国学者对这异域的学问进行反向研究，常被通俗地称为国外中国学(再) 研究。此种学术活动发端于民国时期，民国学人的成绩近年来得到了不少关注。[1] 中国学术界(主要是大陆地区) 系统开展国外中国学的引介与再研究，一般认为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78年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室”为标志。[2] 该室的成立恰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本文的写作即同时受到这两种因缘的触动。

　　国外中国学研究发展至今，已成为国内学术界一个颇受瞩目的领域。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中专门提到“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而反向研究国外中国学正是推动它的一种重要方式，由此也鼓舞了学界对于国外中国学再研究的热情进一步高涨。不过，平心而论，这一学术领域仍处于开放发展中，对于它的研究对象、问题意识、方法论等，学术界还缺乏比较清晰和一致的认识。此前已有严绍璗、张西平、朱政惠等学者在改革开放30 年前后对上述问题予以讨论。[3] 本文中笔者尝试接续前贤之论进一步探讨，希望对本领域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一、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外中国学”

　　对于中国文化的好奇与探究，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世界性的现象。今天英语中的一些固有词汇如“Sinomania”(中国热) 、“Sinophile”( 喜爱中国文化者) 等，侧面展示了历史上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文化的持久热情。对于中国文化的专门研究，则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等学术形态。[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以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等为代表的“法式汉学”( Paris based type of Sinology) 仍是世界范围专业汉学的主流。[5] 但随着二战以后全球知识生产重心从欧洲转至美国和“区域研究”的兴起，出现了从“汉学”向所谓“中国学”的范式转变。旅美华裔学者余英时曾对这一转变作出较为准确的概括: “从20 世纪中叶起，中国研究这一领域在美国开始了一个划时代的转向。这一转向包含了两个层次: 第一，就研究的内涵说，专家们越来越重视中国的现状及其形成的时代背景; 相形之下，以往汉学家们所感兴趣的传统中国就受到比较冷落的待遇。第二，就研究的取径论，人文与社会科学各门的专业纪律获得了普遍的尊重，而以往汉学传统中的文献考释则退居次要的地位。”[6]

　　范式更迭使得原本属于“东方学”( Oriental Studies) 范畴的“Sinology”不再适合用来描述新的知识领域和知识传统，“Chinese studies”被用来作为新传统的表述，这种情况先是出现在英语世界，随后也出现于欧洲各国。[7]然而，新旧两种传统的竞争与整合，至少在学术体制层面于美国和欧洲有不同的表现，比如美国的“Sinology”研究大多被归整到“区域研究”的院系中，[8]而在“Sinology”传统更悠久的欧洲，“Chinesestudies”出现在“Sinology”院系中则是十分常见的情况。[9]

　　中国学者在对欧洲传统的“Sinology”和美国传统的“Chinese studies”进行反向研究时，一般用“汉学”和“中国学”分别对应以示区分，但同时又时常希望用一个单一的概念来统合处于不同时代、置身不同传统、拥有不同形态的国外中国研究，于是造成汉学与中国学的种种名实之争。在笔者看来，这些争议对于推动本领域学术发展意义不大。重要的是，当我们致力考察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时，首先有必要意识到它的时代和文化传统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不存在“单数的”国外中国学，只有“复数的”国外中国学。不同文化传统对于复数中国学的影响，有学者总结为: “作为它的核心成分并不是‘中国文化元素’，支撑这一学术的核心即潜藏的哲学本体价值，在普遍的意义上判断，则是研究者本国的思想乃至意识形态的成分。”[10]

　　另有必要指出，在指称本领域研究对象的“中国学”( 包括“汉学”) 时，我国学者习惯加上“国外”、“域外”或“海外”的定语，以有意识强调其作为外来的知识( extraneous knowledge) 的本质，[11] 但在语义上，“国外”“域外”“海外”等说法并无差异，所指皆落脚于“外”( abroad) 。有趣的是，对于外国人而言，中国学本来就是外国学，例如沟口雄三就说过“中国学是日本人的外国学”。[12] 如此一来，国外中国学再研究就成了对“外国人的外国学”的研究。有时候，人们会奇怪这种学术的必要性，其实它既是国人砥砺自身学术进步的一种途径，也是我们“开眼看世界”的一个特别窗口。这里面也许还有一些地域文化特点的影响。从世界范围看，对于外国人研究自家的学问特别感兴趣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稍可与中国学界从事国外中国学热情高涨相比拟的，以笔者粗浅了解，似乎只有日本、韩国等亚洲邻国。[13]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知识领域的国外中国学研究，本身就可以作为比较文化的考察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