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中国人对“国家”的认知,接受了西方国家基本观念;“治理”和“现代化”则是两个典型的源自西方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是中国国家治理的政治站位,要解释和指导如此复杂的正步入现代化中国的国家治理走什么样道路的细枝末节问题,还需要借鉴人类世界各种已有的且已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海外学者近百年来对中国的研究从未间断,各种成果纷呈,其中不乏研究中国国家治理道路问题的精彩理论和方法,因为这些理论和方法是针对中国问题而发的,正好契合了中国国家治理实践的需要。中国人所走的国家治理道路,既坚持了正确的政治站位,又嵌入了海外中国研究的有益成果,中国道路越来越为全世界关注与接受。

　　关键词：国家治理中国道路海外中国研究

　　中图分类号：K2078

　　作者信息：张劲松,1967年生,博士,南京审计大学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181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三个重要的政治学名词镶嵌在了一起,中国学术界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掀起了研究热潮。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推进了国家治理理论研究,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1]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中国人对“国家”的认知,接受了西方国家的基本观念;“治理”“现代化”则是两个典型的源自西方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是中国治理国家的政治站位,要解释和指导如此复杂的正步入现代化中国的国家治理走什么样道路的细枝末节问题,还需要借鉴人类世界各种已有且已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人类文明有益成果”。近百年来,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从未间断,各种成果纷呈,其中不乏研究中国国家治理道路问题的精彩理论和方法,因为这些理论和方法是针对中国问题而发的,正好契合了中国国家治理实践的需要,这是海外中国研究理论和方法嵌入中国国家治理过程的时代背景。吸收海外中国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优秀成果,嵌入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指导国家治理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中来,具有现实意义。

　　一、嵌入背景:助力国家治理的海外中国研究理论与方法追溯

　　“国家治理”中指称的“国家”一般来说是指与封建时代有所区别的“现代国家”,而“治理”一词则完全是一个现当代名词。中国在2000多年封建史中所指称的“国家”与“现代国家”有较大的区别,封建时代的国家管理经验对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国家”建设指导作用有限。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它是当下中国国家治理必须坚持的政治站位。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特性决定了不排除借鉴西方国家有益于中国国家治理的海外中国研究理论和方法。

　　1追溯: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国家后的“大脱嵌”及再嵌入

　　在中国封建社会,天子统治的范围称为“天下”,诸侯统治的范围称“国”,卿大夫统治范围称“家”,而以“国家”一词统称“天下”“国”“家”。自秦统一以来,始皇帝将其统治范围称天下,变称国家。这个意义上的天下或国家,不同于有领土领空领海等范畴的现代国家,它指的是凡兵力所及的地方都可以视为中国领土。中国历朝历代武力不同,国家版图范围也就有较大区别;另一方面,这种国家,也没有主权的概念,皇帝与诸侯所统治的区域都可以称国家,但不承认其他民族有同等的最高权力,即不承认存在着其他民族的国家存在。正如《诗经·小雅·北山》所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至清代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其他国家打破,被迫与其他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此时中国统治者不得不承认世界上有与中国处于平等地位的政治单位(国家),清政府不再以天下自称,而以“国家”自称。至此,中文“国家”才具有了现代意义。中国被西方发达国家裹挟着进入了“现代国家”阶段。

　　传统中国国家管理方式与现代国家的管理(治理)手段区别很大,在封建中国,“受到分封的诸侯与卿大夫对自己的封地有绝对的自主权,不受天子的支配,因此诸侯国和采邑之间又是独立的,相互不隶属,各有各的特色。从士、大夫、公卿到诸侯、周天子所形成的宗法性分层网络,有一套严密而复杂的周礼来维系”。[2]在这种家国体系下,政治生活的关系,多为相对的、情景化的私人伦理关系,而不是刚性的政治契约关系,“各种宗法家族的人情原则深刻地镶嵌到国家的法律政治领域,以礼入法,以礼规范法,政治亦高度伦理化、私人化,形成中国特色的礼法一体和私性政治传统,弥漫至今,经久不衰”。[3]以礼制管理(统治)国家是传统中国尤其是封建社会中国的主要手段,现代国家管理的最重要手段是“治理”,它与统治不同。治理源自西方,非出自本土。“现代国家”及其“治理”均首发于西方国家,步入现代国家后,传统中国的国家管理经验,在许多方面无法指导现代化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吸收西方文明有益成果,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应然选择。

　　“现代国家”是在16、17世纪欧洲国家摆脱中世纪封建制度及宗教控制后首先形成,然后在全世界发展开来。现代国家由传统国家蜕变而成,从传统社会到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过程之中,发生过一场“大脱嵌”[4],它发生在欧洲国家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工业化发展及宗教革命使个人、法律和国家逐渐从神意的宇宙世界中游离出来,并宣称“上帝死了”,社会获得了独立的自主性,这就是“大脱嵌”的本质。中国在西方“现代国家”坚船利炮的打击下于清末完成“大脱嵌”,清末民国期间,个人的力量、社会的力量开始被认知,并进而摆脱传统的家国天下体系,成为具有独立性的个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5]共产党人推翻了传统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现代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家治理既受传统中国统治方式影响,也学习了西方现代国家治理的经验,中国社会在现代国家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再嵌入”过程,海外中国研究成果嵌入中国国家治理,推动了中国社会再嵌入国家治理过程。

　　2补充:有益于中国国家治理的海外中国研究理论和方法

　　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后,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以之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这是必须做到的政治站位。除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之外,海外中国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很多方面对中国国家治理也有一定的作用,被广泛借鉴,成了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海外中国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微末性补充了中国革命理论的宏大叙事。中国革命和建设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为指导,恩格斯指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6]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强调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压迫、阶级斗争是常用手段,国家是以暴力为后盾的政治统治和管理组织。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在中国革命时期起了重要作用,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再用阶段斗争方式来治理国家已不适合,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家治理转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此时,宏大叙事式地讲“暴力革命”,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社会主要矛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要注重人民在现代国家中的主体力量。单个的人及社会组织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海外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就选择了社会或某个乡村中的人作为对象,进而揭示中国发展的规律。如杜赞奇研究中国国家竭尽全力加深并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实现国家政权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从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着手的。他通过运用“赢利型经纪人”现象来描述“国家政权内卷化”,即“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7]杜赞奇以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权内卷化的细节描述,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国家政权力量是如何渗透到乡村社会的。也有其他一些海外中国研究者运用相似方法,对中国社会的微末问题做深入的分析,进而得出相应的结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许多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运用海外中国研究理论与方法为补充,深入到中国乡村和城市社区做“田野”或实证研究,脚踏实地研究中国问题,得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经验。

　　第二,海外中国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定量化补充了中国传统思维中最熟练的定性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定性方法占据重要地位,抑或说中国人较为擅长定性分析方法,能宏观准确地把握事物性质。这种方法也有其不足,易陷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时甚至不愿花时间了解细节。与之相反,西方理论和方法论非常重视定量研究。海外中国研究的许多学者就运用了定量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这常常让擅长定性分析的中国人“脑洞”大开。比如,美国学者冯珠娣教授著《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作者就城市日常生活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并以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内容为例,评论中国社会治理中的最基层民众的“食”与“色”,让人们反思我们过去生活中发生的事及社会治理手段和方式。[8]同样,美国学者杨美惠在《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一书中,也运用了大量田野调研的数据材料,解读中国的“关系学”,从而得出一个宏大的结论:“在中国进入现代性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的一个非常紧张且挫折重重的具体时刻里,关系学的历史性复苏。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国家权力僭越了所有先前的机构制度的界限和文化的限制,而主宰和统率了整个社会秩序。”[9]海外中国研究的定量化方法给中国国家治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手段,有效地弥补了中国人的研究过于重视定性的不足,使中国国家治理研究不再是空洞的说教。

　　第三,海外中国研究者研究选取的“犄角旮旯性”补充了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过度“高屋建瓴”。中国人在学习上,尤其是政治学习上,倾向于“高屋建瓴”。海外中国研究,往往“不让小壤”,一些被中国国家治理研究丢弃的“犄角旮旯”问题被海外中国研究学者拾起,如日本学者佐藤仁史通过研究江苏吴江地区的民俗,要“阐明基层社会的人际关系与共同性”,尤其是基层社会的“互助性”;[10]另一日本学者森正夫则选择了研究江南三角洲市镇,得出的结论是“江南三角洲之所以从明清时期直到近代,乃至今天都能保持这种先进性,正是由于市镇及市镇网络的存在”。[11]即便是海外中国研究大家费正清研究中国大历史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在叙述中国历史的过程中,也会选择“犄角旮旯性”的问题,从小处着眼,得出大历史的大结论。费正清写中国大历史,却“集中笔墨于中外关系与中国文化的发展”,[12]这种方法填补了中国国家治理研究中过于空泛的“国家治理”概念,让我们了解到中国历史上切实发生的事件,让中国国家治理研究可以从中获取一些独特的见解,并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海外学者所做的“犄角旮旯性”问题的研究对国家治理理论与方法的补充作用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