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经常面临一些质疑。例如有人认为，一个不会写作的人，没有足够的资格对作家指手画脚。对于这样的质疑，批评家当然可以置之不理，甚至理直气壮地反驳。但很多时候，这种质疑不只来自外部，有时也来自批评家自己——尤其是当这些批评家并不长于创作时。而作家批评不仅是学院派批评的有益补充，同时也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复兴中起着重要作用。

　　长于自我倾诉

　　敏于语言表达

　　当然，批评家的文学批评不仅仅是为了回应别人的质疑，也是因为自己内心有一种表达自我的冲动。人们只要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稍有余暇出神，便会有往事记忆和深沉情感，抑或难以言传的心绪体验漫卷而来。这时，人们便会有一种借助文字倾诉的欲望。职业批评家面对文学创作，也常有动笔一试的冲动。因为归根结底，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种自我表达和自我倾诉。

　　批评家也因对文学感兴趣，才一步步走上文学批评和研究之路。文学批评虽切近文学创作，但毕竟不是文学创作。批评家可以想象，可以移情，可以借他人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但终归只是隔岸观花。相对于创作，文学批评自有其特殊而独立的价值与面向。批评由创作开始，却可通往更广阔的世界，这也正是批评家能够直面前文所提及质疑的理由。

　　当然，在选择何种类型和风格的文学批评来阅读时，每个人会根据自己的性格和喜好有所偏重。笔者最早接触的文学批评是大学时代读的一本《灵地的缅想》，当时非常惊讶：文学批评竟能写得比文学作品还精彩！早逝的作者胡河清将苏童、余华、格非比作灵龟、神猴、蛇精，结合命相学和心理学来分析马原、贾平凹的创作。这让笔者至今记忆犹新。后来遵循着这种阅读兴味，自己也走上了文学批评和研究之路。但在不断前行的途中，尤其是做职业化学术研究日深，早年那种阅读文学批评的记忆和自己所受的影响逐渐淡化。

　　不过，最初的阅读记忆或因熔铸了早年的生命经验，并未彻底消失。它们蛰伏、潜隐在心灵深处，经过若干年的绵延、沉淀，形成了一条不同的生长轨迹：从《灵地的缅想》，到《文心雕龙》《诗品》《中国小说史略》《咀华集》；从金圣叹评《水浒》，到苏雪林论沈从文、沈从文评胡也频、萧红写鲁迅；从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到卡尔维诺的《美国讲稿》、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巴尔加斯·略萨的《给青年小说家的信》，再到E.M.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戴维·洛奇的《小说的艺术》等。时至今日，笔者竟也不无惊讶地发现，在对小说阅读、理解和分析时，每每是这条潜隐的线索发挥着更关键的作用。

　　不论是帕乌斯托夫斯基、卡尔维诺、昆德拉、略萨，还是李健吾、苏雪林、沈从文、鲁迅，他们都是作家。作家写文学批评，至少从理论上而言，是具有某种先天优势的。特别是在写作技巧的探讨方面，他们更熟悉写作的“奥秘”。米兰·昆德拉在论及作家与其作品的关系时说，“伟大的小说总要比其作者更聪明一些”。这一精彩论断道尽了文学创作的玄妙与神奇。作家谈写作，往往是以一种似乎更为有效且更加精彩的方式来进行的。这有赖于他们敏锐的文学感觉和卓越的语言才华。他们的文学批评言简意赅、形象生动、活泼自由，与职业批评家或学院派学者的批评具有明显区别。

　　继承传统批评

　　融合现代精神

　　当然，文学批评的功能不止在为写作提供技术性指导，所以对作家批评仅仅作功能性的理解和定位也并不恰当。就像《金蔷薇》这样的经典，按帕乌斯托夫斯基自己的话说，当初他不过是想写“我对作家劳动的理解和我自己的经验的札记”。但实际上这部书展现给我们的，却不仅仅是创作经验谈，更是生活的启迪。职业批评家或学院派学者当然也追求“生活的启迪”，但这种启迪往往在作家那里被展现得更淋漓尽致，更让人乐于和易于接受。其中关键在于，作家写文学批评很多时候也许并没有将“批评”与“文学”区隔开来，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两者间的区隔。对他们来说，写评论和写诗、写小说一样，都是我手写我口、我口表我心。

　　这一点，对我们探讨文学批评问题也有启示：我们不应根据批评主体而将作家批评和职业批评、学院派批评完全区隔开。不论是作家批评还是职业批评或学院派批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来写，而在于“怎么写”“写得怎样”。当然，作家批评现在被作为话题提出并受到关注，有其特殊原因：一是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着困境，二是作家批评近年来发展颇具声势。当代文学批评的困境由来已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化问题，二是当代文学批评的生存处境问题。前者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后者则与近30年来纯文学的边缘化问题直接相关。这两个问题都是老话题，不断被提起，但至今仍未得到解决。

　　不过，这两个老话题和作家批评有直接关系。如果作一个粗疏的划分，作家批评应属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典型的印象式批评。它在近年成为“热点”，首先可从传统文学批评复兴的角度来观察、衡量，同时，这也对解决纯文学所面临的危机有正面、积极的作用。作家批评的“热”，首先和不少作家踊跃投身批评写作，并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有关，如毕飞宇的《小说课》等。其次，这也和近年来作家驻校制度等相关措施的实施有关。其实，当代作家写文学批评，不是近年才有的现象。陈忠实、韩少功、余华、残雪、王安忆等作家早就有批评性著作出版，而贾平凹则喜欢在小说“后记”里表达自己的文学批评观点。

　　作家批评是否能完全摆脱当代文学批评的困境还有待观察。不过至少从理论上而言，它是一种有益的批评实践。作家批评对批评主体性的强调，它的感性、自由等特征，显然是对学院派批评极为有益的补充甚至矫正。纯文学所遇到的危机是由很多原因导致的，但文学批评在沟通大众与文学方面的缺位，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而作家批评凭借其重灵魂、重才情、重语言等独特优势，无疑会拉近大众与文学的距离，有助于克服纯文学现在的困境。

　　作家对写作的理解有着属于这个时代、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内容和生命诉求。例如，毕飞宇在《小说课》中将蒲松龄的《促织》与卡夫卡的《变形记》相比较，并敏锐指出这两部作品所暗含的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诉求。毕飞宇认为，前者是意在“劝谏”，后者是揭示“异化”。这让我们看到传统印象式批评与现代精神元素的碰撞与融合。而这，也许是未来作家批评进一步发展、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获得复兴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