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新战略的实质是城乡关系的调整与重塑。2019年颁布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也进一步强调了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的目标。在这个背景下，乡镇又一次成为中国城乡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的焦点。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言，“发展中的农村需要有一个为其发展服务的中心”。乡镇作为“乡之首、城之尾”，是连接城乡的重要纽带，也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但是，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小城镇建设、生态保护与农户的传统生计方式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张力。因此，如何在小城镇建设中充分尊重乡土生活逻辑就成为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城镇整治兼顾

　　传统生计方式与生态

　　近年来，各地方政府都在不断加大对乡镇这一层级的投入，通过人居环境改造和小城镇综合整治等项目推动乡镇发展。这种城乡融合的发展思路有助于超越“就乡村谈乡村”的局限。一系列的项目建设和整治行动使得乡镇变得更加生态宜居，也为乡村旅游等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乡镇的环境提升需要考虑地方经济发展的现实，也应该充分尊重农户的传统生计方式。一些地方为争创国家卫生乡镇，一刀切地对镇区范围内的农户发出禁养令，以致引发农户情绪。

　　例如，2017年11月，Z镇建成区范围内全面禁止饲养家畜家禽，农户被要求签订禁养协议。根据政府与农户签订的禁养协议，镇政府推行禁养政策的理由是，“实现创建国家级卫生镇目标，加强建成区内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但是，包含九项43条标准的《国家卫生县城（乡镇）标准》（2017版）并没有关于禁养的条例，仅要求“无散养家禽现象”，并没有禁止圈养。将家畜家禽养殖和市容卫生对立起来，反映的是一种基于城市眼光来改造乡镇的逻辑，缺乏对乡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理解。

　　在Z镇实施禁养政策之前，家庭养殖是当地农户生计的重要补充。Z镇的禁养政策是以政府与农户签订协议的方式执行的。也就是说，农户承诺放弃家畜家禽养殖，政府一次性补贴1000元，再连续五年按照人均3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2017年，D村的所有农户都签订了协议。但是，一旦政府管制放松，农户经常悄悄地恢复家畜家禽养殖。由于农户对禁养政策缺乏认同，禁养政策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由禁养政策带来的治理困境表现为：农户的违约行为使政府面临持续的监督和控制压力。面对农户的违约行为，政府既无法强制执行又难以施加有效的惩罚。对于镇政府而言，禁养是一个刚性的目标，政府需要落实禁养，而不能接受其他可能。对于一些农户来说，禁养协议签署本身带有强制色彩，因此违约也就情有可原。

　　家庭养殖反映农户经济理性

　　实际上，Z镇政府在乡镇环境改善和国家卫生乡镇创建方面的努力，目的也是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镇政府以镇容和环境卫生为突破口，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奠定基础。从政府的视角来看，家禽家畜养殖作为传统农业的组成部分，是需要被改造的对象。但对于普通农户而言，家庭养殖是日常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他们并不认同禁养政策。

　　表面上看，镇政府已经充分补贴了农户的经济损失。调研过程中，政府工作人员不断强调家庭养殖不赚钱，并认为禁养协议本身是服务于农户利益的。这种经济核算主要强调，养殖需大量劳动力投入，再算上玉米、番薯等饲料成本，它基本上无利可图。如果出于理性计算，农户显然应接受政府的补偿，这不仅解放了劳动力，还有助于改善家庭环境、避免难闻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