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钟义见）“九一八”事变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发生改变了东亚格局和世界局势，给中国造成了深重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及维护人类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2021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为了更好地反思“九一八”事变带给世人的警示和启迪，推动相关史实研究工作的深入，加强相关学术成果的交流和互鉴，12月11日，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召开“九一八事变90周年学术研讨会”。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背景、“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及东北军爱国官兵的抵抗、“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战及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组织、支持和领导，“九一八”事变后的国难文学研究等展开了多角度、深层次研讨。

　　“九一八”事变历史背景的多维探讨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王希亮研究员《从“九一八”事变前中日历史空间：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与“满蒙生命线论”》的报告，立体化地透视了1920年代中后期至1930年代初期，中日历史空间的动荡与变幻。进而通过日本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冲击下，经济动荡，从而社会矛盾激化。在这样的历史拐点，日本执政当局为转嫁危机，把矛头指向中国东北。而此时的中国政治也是纷乱不定，奉系军阀意图逐鹿中原，权势达到历史顶峰却又迅速跌落，张作霖成为日本阴谋的牺牲品。随着“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发生，日本对东北当局进行施压，进而升级为“满蒙生命线论”，中国东北已被日本置于对外侵略扩张目标的砧板之上，取之食之近在咫尺。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王铁军教授提出将“九一八”事变定义为关东军的“暴走事件”还是“密谋策划”，都不足以解释一个近代日本海外殖民军——关东军能够发动武力占领东北、进而掀起全面侵华战争重大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他以近代日本国内政治的研究视角，从日本明治宪法体制、日本国内政治势力以及政治结构等方面深入探讨和分析了日本关东军策划和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原因以及两者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杨殿林博士以战前日本报刊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为研究史料和视角，对“九一八”事变历史背景的探讨，也是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一个亮点。文章通过对相关报纸的考察，阐明了日本报界在“九一八”事变前大肆渲染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危险境地，煽动日本民族情绪，鼓动日本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措施，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九一八”事变及“九一八”抗战新考证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高建研究员以中日两国档案文献及口述历史资料为研究线索，通过对当时中日两方面文献的比较，系统推演了“九一八”事变之夜日军偷袭北大营、侵占沈阳城及长春南岭、宽城子兵营的经过。考证了“九一八”事变是在中国守军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日军处心积虑地策划和发动的一次偷袭行动。驻守北大营、沈阳城及南岭、宽城子的爱国官兵和公安警察部队，面对入侵之敌，拒绝执行不抵抗命令，在毫无准备和有效组织，更没有明确军事作战命令的情况下，自发地进行了有效抗击。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胡玉海教授通过对9月18日夜10时至19日上午12时14个小时内中日之间战斗的推演，得出了在14个小时内，日军共被击毙73人，击伤114人的结论。另外，他还用历史事实证明，那些认为东北军未抵抗便撤出兵营的说法是错误的，事实是在日军发动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国人民的抗战也由此展开。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反应及应对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田晶研究员通过多份日本方面资料考察“九一八”事变后，提出日本军政各界伪造战史及日本政府由所谓的不知情到迅速做出决断，表面宣布“不扩大方针”，并信誓旦旦表明日本政府对中国东北“没有领土野心”，但又肯定关东军为维护日本在东北的利益有“先发制人”的必要，给日军继续扩大侵略以借口。

　　辽宁省档案馆周璇馆员通过《盛京时报》与《申报》两份报纸对“九一八”事变相关报道的比较分析，阐明《盛京时报》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已经完全脱离不偏不倚、呈现事实、启发民智的报人宗旨。《申报》则一直以报道真实唤醒民智为己任，为民众呈现日本侵华的事实，并努力试图挽救民族的危机，唤起民众的反抗意识。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吴迪芃就《拉西曼与“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诉诸国联政策（1931年9—12月）》问题进行阐释。她认为，拉西曼作为国联秘书处高级官员，在1931年9月至12月国民政府诉诸国联政策的确定和实施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是国际友人在“九一八”事变中援华制日的一例。“九一八”事变时拉西曼正在南京，面见蒋介石时建议国民政府诉诸国联。之后，为了实施诉诸国联政策，拉西曼与国联秘书处及英国外交部保持联系，主张国联及列强采取积极措施制止日本侵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十四年抗战

　　锦州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中心张桂芝研究员的《论中国共产党对辽西抗日义勇军的支持与领导》和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李志东的《东北义勇军在沈海铁路线上的抗日斗争》，都阐明“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利用控制下的铁路网对东北三省扩大侵略，东北第一条中国人自建铁路——沈海铁路也被日军侵占。活跃在辽东地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迅速组织起来，在沈海铁路线上投入到抗日斗争中。义勇军通过破坏铁路线、切断通信设施、收复沿线城镇等一系列战斗迟滞了日军侵略的进程。通过对东北抗日义勇军围绕沈海铁路展开的对日斗争的具体阐释，以小见大地凸显了东北民众不甘于侵略者的奴役，有针对性地展开抗日斗争、保家卫国的可贵精神。

　　“九一八”事变后的国难文学暨抗战文学研究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首席专家高翔研究员，系统阐述了“九一八”国难文学的内涵及其研究建构。“九一八”事变后，在国内外集中出现了一批以此为题材的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显示了特有的文学价值。“九一八”国难文学作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先声和中国现代国难的叙事与书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而特殊的文学记忆，成为中国及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九一八”国难文学，应将其放置在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框架下、应该从社会重大历史事件的视角进行审视。文化记忆视阈中的“九一八”国难文学表现出在文化背景下被回忆、从个人记忆走向集体记忆和民族记忆、民族生存的“活化石”与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文学等特征。

　　东北大学刘广远教授通过对“九一八”事变后，《申报》刊载的“抗战报刊散文”的梳理，认为其记述了历史灾难事件和国人的抗争呐喊；唤起了国人的警醒、反抗的激愤；坚定了战斗的意志、必胜的信念。《申报》“抗战报刊散文”显示出特殊的事件叙述方式和历史记忆功能，不管是战争场景的“刻印”，还是抗战情绪的记录，都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精神旨归。

　　辽宁省委党校（辽宁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徐建源教授认为，“九一八抗战”概念的提出是抗战史学的术语革命，明确抗日战争起点是界定“九一八抗战”的关键。“九一八抗战”自有其突出之特点：东北军民识破了日寇竭力掩盖侵略而大肆散布谎言的本质；东北军民冲破了南京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的桎梏；东北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组织、支持和领导下进一步开始了民族觉醒，伟大抗战精神由此开始勃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