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10月22—23日，山东大学与德国阿登纳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中德关系语境下的历史文物与历史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来自中德两国60余位专家受邀参会。与会学者就馆藏文物、城市记忆、德侨往事、记忆史与史料挖掘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第一，聚焦馆藏文物，推动文物溯源研究。德国博物馆和有关机构收藏的中国文物是研究中德关系史的重要载体。通过商品贸易或作为“外交礼物”和官方赠品流入德国的文物，饱含历史意蕴，是中西贸易、文化交往的事实证据，极具学术研究价值。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原汉学系主任、孔子学院理事长韦荷雅（Dorothea Wippermann）教授展示了“作为收藏家和艺术爱好者的卫礼贤”，并详细介绍了有关藏品的情况，她在报告中强调了文物在传播中国文化时发挥的重要作用。韦荷雅指出，作为中德两国文化使者，德国汉学家卫礼贤曾购买和收藏了大量中国典籍文物，为德国汉学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一手资料。因此，卫礼贤的藏品在当代依然具有学术价值。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章龙具体讨论了明清之际中欧陶器和瓷器交流的若干问题。他指出，随着明清之际“海上丝绸之路”“大航海时代”的中西互动，购买、订制、生产瓷器促进了中欧文化艺术的交流。

　　文物溯源研究是当下历史文物研究的热点话题。在甄別文物来源的基础上，揭示中德文化交流的多面性，可以启示世界各国人民面向未来、加强互鉴、合作共赢。山东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教授孙立新详细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所开展的文物溯源研究。他指出，德国馆藏文物既有从中国殖民掠夺而来的，也有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甚至中国友人赠送的，进行全面系统的溯源研究有助于客观公正地反思历史。德国柏林事实和文件历史研究所郁汉友（Hajo Frölich）博士对东弗里斯兰博物馆藏中国文物进行了溯源，认为这些文物来自德国驻华士兵、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其中青岛是主要来源地。

　　当下德国开展的文物溯源研究，目的是解决和处置德国在殖民时代及战争期间非法获取的文物归属问题。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陈文平回溯并考察了柏林民俗学博物馆（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情况，指出德国皇家探险队曾先后四次前往新疆，并劫掠了大批珍贵文物。这批艺术珍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多化为灰烬，遗存文物也未能归还中国，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情感。德国文化遗产遗失研究中心拉里萨·费尔斯特（Larissa Förster）博士和扬·赫斯根（Jan Hüsgen）博士对有关文物的归还与处置问题进行了探讨，揭示了文物归还的伦理意涵和现实意义。

　　第二，探寻城市记忆。青岛是中德文化历史记忆的“博览馆”和“桥头堡”。德国MOM画廊艺术空间馆长达格玛·劳瓦尔德（Dagmar Rauwald）以汉堡和青岛的社交书签为例，对中德历史文化记忆与城市遗址进行研究。她对城市建筑、色彩与纹饰等艺术形式进行比较分析，考察了德国文化在青岛留下的印迹与记忆实体，如监狱、教堂、瓷器等，释读了德国历史遗迹蕴含的文化内涵。青岛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树枫分析了青岛的城市规划和定位，展示了德国在青岛历史遗产的分布和保护情况。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修斌深入挖掘青岛城市文化记忆及其历史背景，探求青岛多元文化的结构与变迁。

　　青岛的发展史也是中德近代交往史的缩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维从地缘政治、经济区位等维度解读青岛的历史地位，认为青岛在历史上曾先后扮演“大洋堡垒”和“大陆边疆”等角色。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马斗成对德占青岛时期实行的自由港制度进行了考察，详细阐释了青岛由“自由港市”到“自由港区”的变化。他指出，德国在青岛实行自由港制度是维持其在青岛的殖民统治、实现其世界殖民政策的手段之一。

　　第三，回顾德侨往事，解读中国形象。在中德文化交流中，来华德国人是两种文明互动的见证者，也是中西文化的摆渡人。德国著名汉学家、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原汉学系主任、孔子学院院长罗梅君教授对1938—1947年前往云南避难的德国人进行了生活史研究，分析了该群体在云南期间的见闻录及档案。她指出，流亡汉学家亲历了中国革命，见证了中国社会变迁，是现代中德文化交流关系史的重要参与者和记录者。同时，他们与西南联合大学学者的学术交往，推动了东方和西方文明对话。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刘炜分析了纳粹统治时期流亡上海的德国犹太难民在小说、报刊等文本中对“膳食”的记述，以此考察该群体的生活实况及其中西文化观。青岛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綦甲福介绍了德国教授马维立（Wilhlem Matzat）刊载的青岛往事及德国侨民传记，并倡议译介有关文献。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罗衡林以1947—1949年德国《明镜》周刊中涉华新闻为研究对象，全面考察和分析了不同时期文本中的形象特点。她指出，对这些史料的发掘与利用，有助于研判和塑造正面的中国形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景德祥对18世纪末哥廷根学派的“全球视野”进行了考察，比较了伽特勒与施罗策的中国研究，其中伽特勒肯定了中国历史在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与地位，为西方呈现了更加全面和正面的中国形象。

　　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胡凯剖析了19世纪来华德国人的知识结构与叙事动机，认为他们在中德互动中建构了片面化的中国形象。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蒋锐阐释了卫礼贤的中国儒学知识体系，认为其儒经翻译和解说对儒学在德国的研究和传播具有重大贡献，但其儒学知识和儒学观也存在不足。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叶隽详细考察了《永乐大典》流入德国汉堡、莱比锡的两种路径，阐明了器物侨易的文化意涵和政治背景。他指出，典籍侨易承载着中国文化“借船出海”走向世界的理想，并揭示了文化典籍在全球流传的政治意义和文化影响。

　　第四，记忆史与史料挖掘。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作为记忆实体，是释读历史事件与建构历史真实的关键物证。中国人民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孟虹从史学理论维度，回顾了德国记忆理论的发展历程，分析了集体记忆、文化记忆的理论基础、核心概念及影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孙一萍展示了法国的记忆理论及记忆史学的研究情况，探讨情感与记忆的关系并指出“记忆的留存是权力角逐的结果”。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雪涛比较了中德两国对“克林德事件”的不同历史记忆，以历史遗迹为中心分析了该事件的国际影响。

　　与会学者重视档案史料的挖掘，尤其是图像史料。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韩丛耀回顾和评析了图像史学的发展历程及书写形态，强调图像史料记录和证明了历史的真实，可以为研究中德关系史提供更直接、更具信服力的材料。图像与文字是同质异构，而针对两种史料的使用问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王学典与韩丛耀在现场展开互动研讨，充分讨论了图像史学文本书写及图像构史的具体方法，厘清了文字史料与图像史料的功能、边界等问题。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培高德（Cord Eberspächer）详细介绍了1842—1991年中德两国历史档案的情况，尤其是晚清以来德意志国家的中国外交档案，并分析了近现代中德关系的基本特征。

　　本次研讨会视野开阔，议题丰富，学科多元，为促进学术发展、加强中德合作贡献了力量。会议由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全额资助，并由山东大学承办。阿登纳基金会是德国政府设立的两大非盈利性基金会之一，阿登纳基金会希望通过与山东大学的合作，加强中德学术交流，深化两国友好合作。山东大学承齐鲁文脉，融中西学术，目前已与德国多家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